|
小引 元化先生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写了几篇《论语》简释的文章。不想十余年后出现了一股《论语》热。元化先生对于经典的普及是赞成的。他因年老多病、目力不济，对现在的一些畅销书看得很少，就闻见所及，他认为现在有些做法，如媒体以娱乐文化的收视效益去取代经典本身的人文价值，只会对传统文化产生一种负面效果。也有些人虽然看到这种危害性，但并没有认识到探索经典是一种复杂的工作，如一位学者在批评于丹时就说《论语》是一部容易读的书。元化先生说他怀疑这位学者恐怕未必认真读过《论语》。他还看到有人写的一本浅析《论语》的书，借题发挥，引证了一些中外名人未必是名言的句子，拉扯成篇。他认为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种现象。他认为上述一些情况是学术上的浮躁。现经先生同意将他十多年前写的释《论语》八篇文字重新刊载，是为了表达他认为任何一种经典通俗化工作都需要由深至浅，不要坏其原则，伤其大雅，以媒体的消费主义、物质主义去侵蚀传统文化中的人文价值。这虽然他已经做不到了，但他希望认真的学者、作者们能够去做。他希望发表他的这些旧作能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辑编者 达巷党人 近读美国汉学家牟复礼（Frederich Mote）评史华慈（Benjamin L.Schwartz）所撰《古代中国思想世界》（The World of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一文。牟氏称史华慈学养深邃，但在文字训诂方面则多以己意为进退。其中有条是关于《论语》“达巷党人”章的。牟氏所评有中肯的地方，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比如，他和史华慈等都把达巷党人解释成“无知的乡下人”，就使人难以苟同。 旧注关于达巷党人的读法存在着不少分歧。一般据《礼记·曾子问》（孔子曰：“昔者吾从老聃助葬于达巷党”），以达巷党三字连读。何晏《集解》引郑注，则以达巷二字连读，党作乡党。朱熹《集注》并同。康有为《论语注》一反前人之说，将达字划归上章之末，作巷党人。海外学者多尊宋学，据朱子《集注》解经，但是他们又自生枝节，把达巷党人说成是“无知的乡下人”（an ignorant villager或villager to be a boorish ignorant）。我认为这一说法显然是用今天所谓乡下这一地区观念去附会古人了。殊不知乡党在孔子时代并非是偏僻地方。郑注云：“达巷者，党名也。五百家为党。”皇疏称：“天子郊内有乡党，郊外有遂鄙。”均可为证。至于把达巷党人冠以“无知”的称号，更与历来注疏相悖。《孔子世家》有“达巷党人童子曰”的说法。孟康本《国策》“项橐生七岁为孔子师”，谓达巷党人即项橐。《汉书》董仲舒对策云：“臣闻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达巷党人不学自知者。”汉人关于这方面的传说很多，如《淮南子》、《论衡》等均言项橐事。清翟灏《四书考异》则云：“不本正典，不足信。”方观旭《论语偶记》驳之，谓“汉人相传如此，当必有据”。不管达巷党人为项橐说是否可靠，有一点是明确的，前人多把达巷党人视为聪颖的人。说他无知是没有根据的。能知孔子之博，确实如方观旭所说，需有一定文化素养。一个无知的乡下人怎么会识别博不博或专不专的问题呢？ （一九九一年） 孔子与射御 《卫灵公篇》：“卫灵公问陈于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尝学也。’明日遂行。”刘宝楠《正义》引《新序》，谓此为孔子“贱兵”之证。《论语发微》驳之，称孔子答子贡问政，以“足兵”、“足食”并举，《子路篇》则明言“教战”，再引《孔子世家》及《礼记·礼器篇》述孔子有习武之事，于是根据这些证据作出判断说，孔子以“未习军旅之事”去卫，实际上只是疾卫灵公无道而作的“托词”。以上二说都提出一些根据。不过，我以为“托词”之说似嫌勉强。《孔子世家》称冉有向孔子学过军旅之事，以及《礼器篇》称孔子曾言“我战则克”，究竟是否可靠，颇令人怀疑，因为毕竟是后人提供的间接资料。倘根据孔子学说本身来看，权衡其中的本末轻重，我以为刘宝楠引《新序》说孔子重礼轻兵，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 史华慈认为孔子提出射御问题是反讽地拒斥军事技艺（a sarcastic repudiation of “The military arts” of archery and charioteering among the six arts），这话不能说毫无理由，至少在把握原旨方面比“学射御以成名”说要准确一些。其错误乃在以射御并举，忽略了在孔子时代，射不仅是军事技艺，而且列为礼乐制度之一。《仪礼》贾疏：“六者之中，御与书数三者于化为缓，故特举礼与射言之。”征之礼书，《仪礼》中有《乡射》与《大射》，均以射为礼。《乡射》郑目录云：“州长春秋，以礼会民，而射于州序之礼。”《大射》郑目录云：“名曰大射者，诸侯将有祭祀之事。与群臣射以观其礼。”列入礼书的射均名礼射，以与力射区别开来。《论语》记孔子谈射都没有表示拒斥之意，就因为射是礼。《八佾上》：“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其文亦见于《礼记·射义》与孔子所说同。）《八佾下》：“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射不主皮”亦见于《仪礼·乡射礼》。）前者说的射虽然也有争，但不伤于礼，故符合君子儒的准则。后者说的射不主皮，其本身就是乡射礼的一种规定。马融《论语注》训主皮为“能中质”。朱子《集注》训主皮为“贯革”。毛氏《论语·稽求篇》驳马朱二说，谓之未明礼射之旨要。毛氏说：“旧注引《周礼》，朱注引《仪礼》，犹是引经证经，引礼证礼，而不经谛观，便复有误，况臆断乎？”我以为这几句话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一九九一年） 释“无所成名” 《论语》原文“达巷党人曰”，海外学者把它解作达巷党人向孔子提出问题了（an ignorant villager had asked或an absurd question或the villager question）。达巷党人的原话是“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本是赞美之词，可是海外学者把达巷党人说的“无所成名”解作博而不专了（why a man of his breadth of learning was not noted for expertise in any specific skill）。我想，这大约是引申朱子《集注》又加以发挥的结果。《集注》对这句话的解释是：“盖美其学之博，而惜其不成一艺之名。”其说似申明郑义。郑注云：“此党人之美孔子传学道艺，不成一名。”细审两说，看来相契，其实却有很大分歧。郑注所谓“不成一名”，意思是说孔子广大渊博，使人莫可名之。这和《论语》记孔子本人赞美尧的话是一致的。孔子称“大哉尧之为君也”，荡荡乎，其广大渊博，同样是“民无能名焉”。类似的说法，在《泰伯篇》亦可见到。孔子赞美泰伯“可谓至德”，而“民无得（与德通）而称焉”。“至德无得”正与“无能名焉”、“无所成名”同一语例。这种说法一直延续到后世。《南史》记王僧辩为梁元帝作《劝进表》，也有“博学则大哉无所与名”之语。显然这是套用《论语》中的说法。可见“无所成名”已经普遍地当作一种赞词，否则《劝进表》这类文字是不敢轻易使用的。我以为毛奇龄《论语·稽求篇》申明郑义，最是的解。毛氏云：“所谓不成一名者，非一技之可名也。”这正是达巷党人赞孔子无所成名的本义。朱子《集注》把郑注的“不成一名”变为“不成一艺之名”，已渐疏原旨。而海外一些学者望文生义，再把朱子的“不成一艺之名”拉扯到博和专的问题上来，则谬误尤甚。我感到怀疑：孔子时代是否存在这个问题？纵使存在，是不是这么引起重视，连“无知的乡下人”（达巷党人）都会就这个问题发表议论？孔子把弟子分为德行、言语、政事、文学四科，如果连孔子也不专，那么当时谁才算得上是“专”的？这倒真的成了一个“荒谬的问题”了。 （一九九一年） 子见南子的行为准则 孔子见南子的目的何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而采取的手段又当怎样评价？旧注多以孔子见南子为的是行治道。何晏《论语集解》称：“孔安国等以为南子者卫灵公夫人，淫乱，而灵公惑之。孔子见之者，欲因而说灵公使行治道。矢，警也。子路不悦，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妇人之事，而弟子不悦，与之祝誓，义可疑焉。” 案：《集解》这段话中“行道既非妇人之事”究竟是《集解》本身的意见，还是转述孔安国的意见？有二说。毛奇龄《论语·稽求篇》主后说。《稽求篇》称：“孔安国以为此是疑文”即括后说之义。刘宝楠《正义》则主前说。刘氏据《释文》载《集解》本并引臧庸《拜经堂日记》，订正皇本、邢本之讹，认为“孔安国曰旧以南子者”当作“孔安国等以为南子者”。又称：“孔安国等”则系“首举孔以该马（融）、郑（玄）、包（咸）、周（氏）诸儒之义。行道以下四句，乃何晏语。”刘氏之说，义据甚明。这里顺便说一下，王何以玄学家解孔，曾被儒家的极端派诋为“其罪深于桀纣”。但从何氏在《集解》中称“行道非妇人之事”认为其义可疑的话来看，他倒是十分尊重孔子的。 何晏虽对汉人旧注质疑，但他毕竟是魏晋时代人物。他的话说到适可而止，并无感情色彩。刘宝楠《论语正义》对旧说旧注的批判，却要严厉得多了。他对子见南子一章作了靡密的剖解，几乎不放过一字一义。首先，他说南子虽淫乱，却有知人之明，故于蘧伯玉、孔子皆特致敬。其次，他说子路不悦，是由于疑夫子见南子乃出于诎身行道，正犹孔子欲往应公山弗扰、佛肸之召，子路也同样感到不快一样。他认为这是无可指摘的，因为孔子说过，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为乱。孟子也说过，仲尼不为已甚。“可知圣人达节，非俗情所能测。”这种说法虽较牵强，且把自己训解的（一般人也可以明白的）孔子的话说成“非俗情所能测”，不仅多少有些夸大其词，也没有顾及将置子路于何地，但是总的来说，还不失为一种明达。最令人诧怪的是刘氏援引下列秦汉诸说，加以激烈的指摘。这些说法是： 《吕氏春秋·贵因篇》：“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因也。” 案：刘氏称“釐夫人即南子”。《吕氏春秋》高诱注云：南子不得谥为釐，“此釐夫人未之闻”。梁玉绳曰：“釐夫人虽他无所见，然春秋时，夫人别谥甚多，鲁文姜、穆姜皆淫佚而得美谥，南子谥釐，无足异也。”陈奇猷《校释》：“梁玉绳谓釐为谥，是也，张云璈说同。” 《淮南子·泰族训》：“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 《盐铁论·论儒篇》：“孔子适卫，因嬖臣弥子瑕以见卫夫人。” 刘氏《正义》援引上述三条文字后，直斥之为“此皆当时所传陋说，以夫子为诡道求仕。不经之谈，敢于侮圣矣”。刘氏训解多所发明，说明他是一位颇有识见的注疏家。他为孔子见南子，应公山弗扰、佛肸召欲往辩，说这是为了诎身行道，是堂堂正正的行为，无所不可。这是一般俗儒肤见之徒所不能道。但是最令人不可解的是，刘氏既怀此种胸襟，有此种见识，何以对上举秦汉三书之说，忿忿乃尔？难道上述三书不是同样在阐明孔子诎身行道之义么？不是在阐明是为行道而去因弥子瑕么？见南子可，应公山弗扰、佛肸召欲往可，独独把弥子瑕划在界外，试问他和南子、公山弗扰、佛肸这些人在人格上、道德上，有何本质上的差异？我不知道刘氏是否怀着学术思想上的门户之见，才对异我者加上了这样一个重大罪名？“侮圣”是越出学术之域的人身攻击，为历来气盛理穷者所惯用，今竟出于一位严肃注疏家之口，使人不得不为之扼腕。 （一九九一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