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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正确认识中国传统文化?这个问题自“西学东渐”以来就有不少议论，其间取得了不少共识,如“精华糟粕共存论”。但有个问题至今学界存在争论，即：从中国传统文化中能否产生现代民主？这个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关注，是因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而这就需要对古今中外的文化资源有一个科学、准确的评估—— 近年来，学术界有关传统文化的讨论非常热烈。传统文化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这个对传统文化的整体判断，是共识。但关于传统文化能不能产生现代民主，则存在不少争论。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问题。我认为，传统文化是不能产生现代民主的，这是我的一个基本估计。下面谈谈我的理由。 一、古代中国历史取向不同于欧洲 中国和欧洲在原始社会解体之后，作为文明社会的开端，其历程并不相同，这个“不相同”对后来各自历史的演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国奴隶制国家的形成是起自夏朝，溯元在公元前2200年左右，都是以农立国的国家。而欧洲城邦制的建立，是在公元前八——七世纪之间。希腊经历了荷马时代之后，生产力有很大发展，其经济构成主要是农业、手工业和贸易，并已开始铸币，说明这时商品经济已经很发达。 中国从夏朝建立到春秋战国的一千多年间，社会的历史进程，就其经济发展和社会改革措施方面，发展是很缓慢的，血缘关系的宗族统治是主要原因之一。原因之二，是统治者对人和土地的争夺。周天子分封的主要内容是土地和人民，这就使历代统治者都以控制土地和人民为主要目的而进行战争，国家的强弱也以控制土地人口的多寡为标志。君主控制的土地和人口越多，就表明这个君主权力越大，也表明他的富有程度。存在决定意识，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加以历代思想家的认同、总结和升华，便提出一整套有关控制人和土地的理论以及政策法令，例如李悝在《法经》中就规定，一人越城者诛，十人以上夷其乡及族。商鞅变法则“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座，不告奸者腰斩。”做到如管仲在《禁藏》中说到的使“奔亡者无所匿，迁徙者无所容。”统治者还建立严密的户籍制度，做到“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用户籍把民众的生活、生产居住严格地控制起来，实行着一种重农抑商，把人束缚在土地上的政策。人的作用，人的积极性无以发挥，社会历史发展就缓慢。 与中国春秋战国大变革的时代差不多的欧洲，也发生了许多征战和变革，其内容和方向则和中国大不相同。公元前594年，曾经经营过工商业的梭伦，当选雅典的执政官之后，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其内容不论是政治上还是经济上的，都是限制氏族贵族利益的，为发展雅典民主政治铺平了道路，并逐步使工商业奴隶主成为掌权的统治者。 梭伦的改革获得了社会普遍的赞誉，他要求雅典人立誓保持他改革的各项法律，然后主动放弃权力，出国漫游。果然，梭伦虽走，但他定的法律未改，不管政坛上如何进行争斗，就连贵族分子当了执政官，也不敢改变他的法律，而是继续沿着政治民主化的潮流走下去，使雅典的政治成为奴隶主民主制的政治。后来，克里斯提尼又进行一次旨在扩大民主，肃清氏族制度残余的改革，把梭伦创立的雅典城邦民主形式最后确立下来。 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所进行的改革，基本上是沿着专制主义的方向走，进一步确认了世袭制，使世袭制延续达4000年之久，明确提出重农抑商的治国之道，这样商业经济就不可能在中国迅速发展。所以，在中国和欧洲，一开始就各自朝着一个决然不同的方向走。欧洲雅典的奴隶制民主，对此后欧洲的近代民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雅典的民主确实为欧洲近代民主提供了有价值的参照思想。特别是公民的权利受到保护，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作为古代民主的重要内容之一，被继承下来，并发展成现代民主的重要内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