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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人之言可谓厚矣，然以圣人之言观之，则见其出于有意之私，而怨德之报皆不得其平也，必如夫子之言，然后二者之报各得其所。然怨有不雠，而德无不报，则又未尝不厚也。二章之言，明白简约，而其指意曲折反复，如造化之简易易知而微妙无穷，学者所宜详玩也。”(朱熹：《论语集注》) 根据上文可见，传统儒家学者是反对“以德报怨”的，其原因概括如下： 第一，认为这种做法不“诚”。缺乏原则性，具有目的性，并非发自内心。“宽身之仁”，郑玄注：“宽犹爱也，爱身以息怒，非礼之正也。”孔颖达：“宽身之仁者，若以直抱怨，是礼之常也。今以德报怨，但是宽爱己身之民。欲苟息祸患，非礼之正也。”都认为“以德报怨”缺乏原则性，是一种滥施感情的行为。为了苟息怨祸的“德”具有极强的工具性，不可谓真正之“德”；也不符合孔子所提倡的“仁”的原则，“恶不仁者，其为仁矣”。 第二，认为是“取怨之道”，对社会形成不良影响。对待怨恨、仇怨时应以率直、坦诚、理性的精神予以回报，或以这样的精神要求自己。皇侃说：“所以不‘以德报怨’者，若行怨而德报者，则天下皆行怨以要德报之，如此者，是取怨之道也。”他认为“以德报怨”是种对社会的不良导向，表示反对。 第三，认为“以德报怨”的背后实质上是私欲在作祟，朱熹曾举例说：“如吕晦叔为贾昌朝无礼，捕其家人坐狱。后吕为相，适值朝廷治贾事，吕乃乞宽贾之罪，‘恐渠以为臣与有私怨’。后贾竟以此得减其罪。此‘以德报怨’也。”朱熹明确的说，“以德报怨，亦是私”。 第四，认为“以德报怨”陈义过高，事实上难以实行。朱熹的弟子亚夫问学于朱熹，问到《论语》中“以德报怨”之处，朱熹的回答是：“‘以德报怨’，不是不好，但上面更无一件可以报德。譬如人以千金与我，我以千金酬之，便是当然。或有人盗我千金，而吾亦以千金与之，却是何理？视与千金更无轻重，断然是行不得也！” 由此可见，古代学者对“何以报怨”的问题多承袭孔子的观点，对“以德报怨”是持反对意见的。 以直报怨 《论语?宪问》中我们看到，孔子不仅反对“以德报怨”，而且还明确提出“以直报怨”的观点。所谓“直”，《说文》：“直，正见也。从∟，从十，从目。”“正见”，就是正视、直视。孔子还曾说：“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这样看来“以直报怨”作为一种处世态度，其基础在于儒家的“直道”。 然而，这种“直道”的内涵，却并非如此简单。《论语·公冶长》载：“子曰：‘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酰焉，乞诸邻而与之。’”有人向微生高乞醋，他没有，却并不直说自己没有，转而乞诸其邻而与之。有人认为微生高为人“直”，孔子不以为然，为何？是即是，非即非，有便有，无便无，这才称得上“直”。这种“直”，作为一种人格标准，应该是以“实诚”为特征的。 孔子“直道”的这种“实诚”特征，在另一则材料中表现得更为清楚。《论语·子路》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立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看来，孔子是不赞成直躬的行为的。他主张“父为子隐，子为父隐”，这似乎有害“直道”，但清人程瑶田却给了很好的解释。 他说：“皆言以私行其公，是天理人情之至。自然之施为、等级、界限，无意、必、固、我于其中者也。如其不私，则所谓公者，必不出于其心之诚然也。”这就是说，“出于其心之诚”，甚至不掩饰私心，也属于“直道”的表现。这种直，当然与“实诚”有联系，它以率直为其特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