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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艺术修养，人们不仅能培养起高尚的创作或欣赏趣味，而且还能够从中体悟到不少自然、社会、人生的哲理。艺术修养不但能提升人的精神生活，同时也能提高人的实际理事处世能力。艺术的完美离不开和谐，艺术家们对于诗句的平仄对仗，乐章的高低缓急，画面的经营布置，舞台的人物调度，无不煞费苦心，其目的无非是求得某种完美的和谐。艺术作品所达到的和谐程度，反映了一位艺术家水平的高低。推而广之，一切通过经营布置以达到完美和谐的活动，都可称之为一种艺术创作活动。因此，一个真正领会和把握了中国艺术精神的人，他一定能够巧妙地运用艺术的手法去经营布置好各种自然、社会与人际之间的复杂关系，使之达到某种合理的、最佳的和谐与协调状态。艺术修养对于人生的重要，于此可见一斑。 儒家在修养论中还提出了一个"变化气质"的问题。所谓"气质"，许多儒者都把它说成是与生俱来的，而另一些学者则认为是后天习染所成。从现代科学的观点看，所谓"气质"，与个人某些先天的生理特征有一定的关系，但最主要的还是由后天的环境影响形成的，它大致相当于我们今天所讲的"习性"。变化气质，改变习性，也就是上文所提到的性格修养。北宋著名的哲学家张载十分重视变化气质的问题。他认为，求学最大的益处是在于能使人自觉地改变自己的气质，否则的话，学问反而会对人有害。而变化气质是与能否虚心互为表里的[20]。由此看来，儒家所讲的"气质"含有某种贬义，是与心浮气躁，骄做自满等习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儒家强调的"变化气质"，如果从正面来讲，主要是指的涵养与意志等方面的修养和锻炼。 一个趾高气扬、自以为是、指手画脚、高谈阔论的人，人们一定会说他是一个缺少涵养的人。所以，变化气质而使自己成为一个有涵养的人，其关键和目标就在于要能虚心地待人接物，这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涵养工夫。在孔子弟子中，曾参是一位特别注重修养的人，他说的"吾日三省吾身"（《论语·学而》），是早为人们熟知的名言。此外，他更大力提倡要向在才能上、学问上不如自己的人请教。而自己则应当表现为像是一个没有学问、腹中空空的人那样。即使是受到了别人的欺侮，也不要与人计较。他说，他从前的一位朋友（指颜渊）就是按照这样的教导去进行修养的[21]。一个人要做到时时事事都能够谦虚谨慎并非易事，尤其是要做到如曾子所说的不耻下问，更是需要经过长期的自我修养才有可能达到的。汉末思想家徐干曾说：人的品德就如同一个器皿，器皿是空的才能装进东西，满了就装不进东西了。所以，一个人应当经常地保持虚心和恭敬，不要以自己有超群之才，而临驾于别人之上。要处处看到别人的优点，而时时看到自己的不足。这样，别人才会愿意帮助你、教导你[22]。古语说："人道恶盈而好谦。"（《周易·谦卦"彖曰"》）又说："满招损，谦受益。"（《尚书·大禹谟》）"君子以虚受人。"（《周易·咸卦"象曰"》）这些都是儒家学者所推崇的人生哲理，而至今读来也仍然不失其为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 汉代著名儒者刘向，在他编撰的《说苑》一书中，记载了一个孔子由观周庙中一种空时倾斜，注入一半水时持平，而灌满水时就倾覆的器皿（"欹器"），而得到"恶有满而不覆者"的启发的故事。并且借子路之问，进一步引发出了孔子关于"持满之道"当"挹而损之"和如何"损之"的一番议论。所谓"挹而损之"，就是从灌满水的器皿中舀出一些来，使它不致倾覆。以人的修养来讲，其损之之道的具体内容，则如孔子所说：当是"高而能下，满而能虚，富而能俭，贵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辩而能讷，博而能浅，明而能暗"。这就叫作"损而不极"，即保持一定的空虚，而不是满到了极点。最后，孔子十分肯定地说："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23]今天，我们以这个故事和孔子所论述的"持满之道"、"损之"之道来作为个人修养的教材，也还是相当生动而深刻的。 孟子为他心目中的"大丈夫"（真正的人）立了三条标志，即"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确实，一个人如果真能做到这三条，那他就是一位无愧于天地，具有高尚品德的真正的人。然而，一个人要真正做到这三条又谈何容易。他需要长期地进行品德方面的修养，树立起一个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才有可能达到的。在这方面，儒家以"义利"、"公私"、"苦乐"、"生死"等这些人生面临的最现实的价值选择问题，对人们进行基本的品德修养教育，是很值得今人注意的。因为，现代人的品德修养教育同样也离不开这些基本的人生价值选择。而儒家学者在这方面的许多精辟论述，无疑也还是可以作为今天人们品德修养的指导的。 讲到"义利"问题，儒家总的倾向是重义而轻利、先义而后利，主张以义制利、见利思义[24]。在当今这个以功利为上的世界里，如果有人按汉代大儒董仲舒所提倡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的训条去做，则将被人们视为迂腐。其实，无论那一个社会，也总是有这么一些只问耕耘不计功利的"迂腐"者的，他们的真诚和高尚的品德是无可非议的。我们并不要求每个社会成员都这样去做，都要达到这样的境界。但是，我们总也不会希望社会每个成员凡事都斤斤计较于功利吧！当然，更不会希望人人唯利是图，见利而忘义。因此，希望人们做到如清初大儒颜元修正后的训条："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四书正误》卷一），也就不能说是过分的要求了。 在"公私"问题上，儒家一贯强调大公无私、先公后私，提倡公而忘私，反对假公济私。随着时代的发展，"公"和"私"的具体对象和内容都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但是，我想在处理公与私两者之间的关系上：则儒家所强调的这些原则至今仍然是正确而有效的。 在"苦乐"问题上，儒家历来不以物质生活的贫富论苦乐，而是以精神生活的充实与否论苦乐；又以为个人之苦乐算不了什么，众人的苦乐才是真正的、最大的苦乐。历史上儒者所称道的"孔、颜乐处"就是一种安于物质生活的贫困，而去追求充实的精神生活的"乐"[25]。孟子则反对"独乐"而强调要"与民同乐"。他曾以欣赏音乐为例说，一个人乐，不如与他人一起乐；与少数人乐，不如与所有人一起乐[26]。北宋大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岳阳楼记》，可以说集中地表达了儒家的"苦乐"观。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