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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孟子·梁惠王章句上下》篇中关于“乐”的讨论，清楚表明历史情形的恶化，以及这种恶化所造成的儒学解读诗意体验的思维方式在孔子之后的演进。上篇中孟子强调只有贤者能乐，不贤者虽有可乐的情景不能乐之。孟子的贤者是道德水平高的人。为什么只有道德水平高的人才能乐、而其他人却不能呢?孟子的解释是，贤者能与民同乐，故他本人能获得快乐;而不贤的人与民为敌，民皆叛之，即使有美好的景物在眼前，他也不可能快乐。下篇中孟子进一步论述了“与民同乐”和“与民为敌”的区别:前者就是君王在快乐的同时能让老百姓安居乐业;后者则是君王为了自己的快乐使得老百姓“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较之孔子，孟子明确强调了主体诗意心境同自我私欲的抑制、同百姓生存的关系。一方面，造成诗意心境生成的 内在原因明确落实到了“德”上，落实到了对膨胀的私欲的否定上，与孔子谈论乐与自身物质待遇的非相关性有了明显的不同。另一方面，孔子的“泛爱众”在孟子这里已经具体化为关怀百姓的心理和生存;私欲同“泛爱众”之间呈现出了直接的对抗性。孟子的议论来自于同政治统治者对话的特定语境。孟子希望主体（统治者）诗意心境的生成与百姓的安居乐业同一。孟子希冀的这一图景在“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的后代社会是不可想象的，但在原儒时代有一定的现实性 ⑧ 。 宋明理学继续在儒学的框架内解读诗意心境。朱熹注“曾点之学”， ⑨ 既指明“天理流行”、“胸次悠然”、“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的诗意体验包含了群体关怀的内涵，又以“见夫人欲尽处”犀利地揭示出主体的诗意体验与私欲之间的尖锐对立。朱注还深刻揭示了作为心理形式和语言表达的直接层面的诗意体验本身同该体验的潜在内涵之间的对立性。诗意体验本身是非道德的、超道德的:“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诗意体验的潜在内涵是道德的: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之意，“隐然自见于言外”。到朱注这里，孟子式的诗意主体心理情绪同百姓心理情绪的直接同一不再存在。这一变化是历史造成的。历史的变化给孔孟的“泛爱众”以及诗意主体和普通大众的关联，带来了威胁与危机。朱注的诗意结构则成功地解决了儒学所面临的历史危机。 明代王阳明心学前期儒学更重诗意体验，也更加偏重于从心理学的领域探讨诗意体验的本质内涵和发生根源。“乐是心之本体” ⑩ 、“身之主宰”“是心”、11 “心外无物”12 等一系列明确的理论观点经由“乐”与“心”、“心”与“身”、“心”与“宇宙”等多重同一，把“乐”定位到了“心理本体”、“人生本体”的层面上，甚至使之具有了“宇宙本体”的意义。随着“乐”的地位的提升，随着诗意体验在心理本体、人生本体的层面的定位，个体心理和人生实践的全部内容因之都进入了与之相关的状态中，都成为了参与审验人生诗意的被告或者证人;也由于偏重从心理学的立场进行探讨，心理现象的诸多复杂性都因此而被注意到，所以，诗意同私欲的对立，诗意与泛爱众一面的同一就具有了较之前代儒学更为丰富深刻的内容。关于“泛爱众”，王强调对“圣人之心”、“仁人之心”的服膺、培养，要求把所爱的对象从“人”推向宇宙万物13 。他说:“仁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欣合和畅，原无间隔”14 ;“夫圣人之心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其视天下之人，无外内远近，凡有血气，皆其昆弟赤子之亲，莫不欲安全教养之，以遂其万物一体之念”15 。关于“去私欲”，最值得注意的有四个方面:其一，在王学中，私欲与诗意呈现出尖锐对立的态势。王阳明经常以直接对立的方式讨论两者的关系16 ;其二，物质性的欲不再只限于经济待遇。孔子谈疏食饮水和单瓢陋巷指的都只是此一面。王阳明要求去掉的私欲则扩充到了所有生理性的官能性的方面17 ;其三，王阳明揭示出有害于诗意心境的还有种种在物质性的私欲基础上产生的极其复杂多样的心理疾患18 ;其四，王阳明强调，私欲，特别是源发于私欲的心理疾患对于主体的心理有一种强给予性。19 王阳明的所有新思考较之原儒的论述具有更为重要的现代社会心理学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