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三、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 纵观古今中外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民族精神总是为兴盛的国力所激发奔涌。文化是构成民族国家国际竞争力的一个核心要素，也是民族国家发展壮大的重要社会资本之一。一个民族的文化，总是在继承和弘扬自身传统中发展，在借鉴和吸纳一切人类文明成果中丰富，在反思和推动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实践中更新的。为此，我们应在大胆借鉴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同时，立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出发，取其精华、去其糟泊、与时俱进、推陈出新，构筑“和平崛起”的外交新战略。 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作题为“把目光投向中国”的演讲中，第一次向外界清晰地用“和平崛起”的概念为未来的中国角色定位。并用很大篇幅谈论孔子“和而不同”的观点，从中国传统文化哲学角度诠释了中国外交新战略，形成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外交战略的历史的具体的统一。“和平崛起”的提出，既是中国政府对世界的一个重要承诺，也是中国今后一个重要的外交新思维、新战略。中华民族自古就有以诚为本、以和为贵、以信为先的优良传统。两千年前，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近年来，中国领导人不断挖掘这一传统文化基因，在国际关系领域对这一思想进行了新的阐释，认为“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是人类各种文明协调发展的真谛，应该成为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温家宝总理在谈论孔子“和而不同”的观点时，指出：“我们有自己的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又是以和为贵，就是和的文化，当然我们还要和而不同，这种不同是相互补充，是相互借鉴，而不是冲突的来源。”可以说，“和平崛起”与其他理论范畴不同之处在于它自己独特的“和而不同”的价值核心。从西方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出发，就会把霸权国家的交替轮换看作是正常的历史现象，也就无法解释一个国家变成最强大的时候而不称霸。以“和而不同”为核心的“和平崛起”外交思维解决了这一困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而不同”中的“和”是一种境界，是指自然体系中基本要素达到圆融后产生的一种状态，用简单的语言表示就是阴阳平衡；其中的“不同”是指基本要素不是千篇一律。把“和而不同”运用到国际关系中，就表现为世界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应相互尊重、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鉴，在和平共处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 “和平崛起”的提出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首先，“和平崛起”论吸收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部分，借鉴了过去大国崛起的经验教训，回应了“中国威胁论”对中国国力发展的质疑，指明了未来中国外交工作的方向，必将为中国的发展营造出良好的外部环境。其次，“和平崛起”论顺应了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的时代趋势。相互依存是当今时代的特征和趋势，国与国之间的隔绝状态是不可能存在的，那么，如何在相互依存的状态中处理国际关系是一个最重要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现实中的国际问题，如，跨国恐怖主义、核武器和生化武器扩散、种族屠杀、宗教矛盾、领土争端等，如果要以和平、协商的方式加以解决，就需要一种理解、处理分歧、矛盾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和而不同”的观念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思想观念，走“和平崛起”的道路恰恰提供了这样一种国家行为方式。“和而不同”的观念、“和平崛起”论必将为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做出积极的贡献。作者：马晓明 ［参考文献］ ［1］任晓：《国际关系理论新视野》，长征出版社2001年版。 ［2］《弘扬传统文化，推动和平崛起》，《光明日报》2004年3月26日。 ［3］《孙中山全集》(第9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 ［4］〔美〕杜维明：《文明对话的人文信息》，《中华文化论坛》2002年第1期。 ［5］陆钢：《中国和平崛起机遇难得》，《文汇报》2004年3月22日3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