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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积累性和变异性特征 所谓的宗教文化的积累性是指宗教文化在存在过程中从一个个体、一个民族、一个时代向另一个个体、另一个民族或另一个时代的延续发展和积累叠加。所有的宗教文化都是发展的，而这种发展是在继承和积累基础上的发展。积累继承是发展的前提，没有积累继承也就很难有发展。所谓的变异性是指文化在积累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的特性。宗教文化的积累性与变异性统一的特性，是一个辨证内容的两个方面，没有积累也就不会增加，不会发展；而不会发展也就不会变异。 首先，积累性与变异性的统一是一个内容的两个方面。人类不仅能创造宗教文化，且能通过学习掌握宗教文化，同时，还能通过教育等手段将宗教文化予以传播累加。另一方面，人类在使用宗教文化时，并不是简单的重复、模仿，而往往是在模仿吸收的基础上加上自己的东西，即再创造，从而使宗教文化的内容发生部分甚至全部变异。 其次，积累性与变异性的统一是互为前提的两种存在方式。积累性是文化(包括宗教文化)发展的特点。从人类第一次创造了宗教文化，人类的宗教文化就在不断地积累着、发展着，以至于后来形成了异常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同时，宗教文化的积累又为其变异提供了前提，为人类的宗教文化的再创造提供了基础。可以说，正是这种积累、发展和变异，使宗教文化在丰富多彩的宗教文化类型、系统和内容的基础上，能适应于不同种族、不同地区、不同生态环境下的人，并使各自特色的宗教文化平衡和发展，而且还准备着新一轮的积累和变异。 宗教文化的积累性和变异性特征在宗教文化的传播、发展中一直存在。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萨满教文化的特征 萨满教是一种以祖先崇拜为主的原始宗教，是原始宗教自然发展演变的结果。萨满教文化曾在历史上深刻地影响过新疆古代各民族，形成了庞杂而多彩的新疆古代萨满教文化。这个时期新疆萨满教文化的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萨满教文化具有明显的氏族部落宗教文化的特点，并且与相对落后的生活方式相适应。随着经济生活方式的进步以及氏族部落制的解体，萨满教文化则逐渐丧失其主导地位。如7世纪的回纥(改奉摩尼教)、西突厥的一部分(改奉佛教)的情况既是如此。 第二，萨满教文化在笃信萨满教的民族中影响十分深 刻而广泛。萨满教文化与经济生活、社会生活、精神生活紧密相关，不仅是人们的信仰中心、精神支柱，还直接参与社会生产活动，甚至对战事、迁徙或氏族部落重大事项作出决策。特别是到了后期，萨满教文化与政治文化合流了，在各个领域都显示了其至高的地位。如6—8世纪时的突厥，萨满参与国政，有关军政大事，可汗都要听从萨满的意见，由萨满预卜吉凶，决定取舍进止。可汗登基，要由萨满充当神的使者，代表神意，授权新王。 第三，萨满教文化主要在操阿尔泰语系满——通古斯语族、蒙古语族和突厥语族的许多古代民族中盛行，如匈奴、鲜卑、柔然、高车、吐谷浑、突厥、漠北回鹘等，这些民族主要过游牧生活，生产力水平较低，主要以氏族、部落或部族的形式存在。 第四，这个时期新疆绿洲定居区也一定程度地流行萨满教文化，但与佛教文化、祆教文化相比处于弱势地位。定居生活和相对较高的经济社会发展程度并不是萨满教生存的沃土。绿洲定居区的萨满教文化主要受北方游牧民族的影响，并表现在他们生活习俗之中。 第五，这个时期新疆萨满教文化既有共性的地方，又呈现出地域性、民族性甚至是氏族性差异的特点。腾格里(即天)崇拜是众多操突厥语诸民族如突厥、回鹘、葛逻禄等部族、民族和操蒙古语诸民族如鲜卑、柔然、蒙古等部族、民族的共同信仰。狼崇拜在操突厥语诸民族也带有一定程度的共性。但是，萨满教文化的地域性、民族性、氏族性的特点还是非常明显的，如突厥语诸民族和蒙古族诸民族的萨满教文化基础，即信仰是属于完全不同的宗教和神话体系，突厥语诸民族把宇宙分成三部分：上界(天)、中界(地)、下界；而蒙古语诸民族则把宇宙分为两个本体，他们各自由此而展开他们的信仰和文化体系。6至8世纪的突厥中蓝突厥和异姓突厥号皆以突厥共名，但萨满教文化并不完全一致，如蓝突厥只敬天拜日，而异姓突厥却兼拜日月星辰，且自然崇拜的泛神论色彩更浓；蓝突厥实行火葬，而异姓突厥则盛行土葬等等。组成铁勒诸部的萨满教文化也同中有异。这样，萨满教文化中的共同因子增强了不同氏族、部族之间的共同性，是他们之间发生组合、同化的诱因之一；而萨满教文化中的不同特征，也为组成突厥、铁勒、回鹘的各个部族分化发展埋下了伏笔。 第六，由于萨满教文化的长期进浸润，特别是它是一种人们初始的、原生的宗教文化，许多观念和习俗已经形成为根深蒂固的影响，成为一种积淀十分深厚的民族传统习俗文化。新疆现代一些民族中，如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民族中的萨满教信仰和萨满教文化现象的影响尤存，只不过是融入到了佛教文化、伊斯兰教文化之中并借助于这些宗教文化形式而存。 作者：彭无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