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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孟子极力美化舜，认为舜是“大孝”。但是令人费解的是，恰恰是以“孝顺”为典范的舜却做出了“不告而娶”的严重的“不顺”之事。于是面对人们对舜的发难，孟子便一改他讲过的“五不孝”的主张，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概念，即舜的“不告而娶”是为了防止“无后”。因此，舜的完美形象便得到了孟子的“合理”维护。 从整体上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使儒家思想中的“孝”的内容变得匮乏了，“无后”不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的因素了。随着孟子的地位被提高到仅次于孔子的“亚圣”，人们便不再怀疑孟子的思想，而是无条件地接受了孟子对“孝”的修正，导致了“无后为大”的合法化。 客观而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强化了男权社会和等级制度。在男权社会中，“无后”显然是针对男子而言的。“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贺，产女杀之”（《韩非子·六反》）。自此后溺弃女婴和歧视女孩的现象不绝与于中国历史。对于世世代代的中国人而言，家庭的传承、延续都要靠家庭中的男子。如果一个家庭没有男性子嗣，那不仅意味着可能无人养老送终，还意味着代代相传的血脉到此终结，当事者的罪过可就大到对不起列祖列宗了。随着“无后为大”进入儒家经典之中，自然而然便潜移默化地进入人们的思维和风俗中。在后来“孝”的概念中开始出现了偏移的现象：虽然人们还讲孝敬、孝顺，但是现实中人们还是更多地把主要精力防在含辛茹苦地生养子孙上。现代社会中越来越多的“小皇帝”常让家长与子女的位置颠倒，令人哭笑不得。虽然曾子说“慎终追远，民德归厚”（《论语·学而》），但那还是对已逝的父母讲的，认为通过孝敬和家族祭祀就会使家风敦厚源远流长。但是如果人们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有“后”或无“后”上，那么还会出现“民德归厚”吗？ 本文在前面分析了孔子的孝敬与孟子的孝顺之区别，其中孝治派主张以治为至高无上的根本，当从父之孝与从义发生矛盾冲突时，以从义为首位。近几十年来，国家出于人口与发展的考虑，倡导计划生育和生男生女都一样，此为当前及今后需要坚持的大政方针，是“义”。当代表计划生育这一国策的“义”与孟子修正的“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所谓的孝发生矛盾冲突时，应该以孝治派的主张为本，采取从义不从“孝”的立场，从大局出发搞好计划生育。 凭心而论，儒学在当今社会还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儒学中关于“孝”的思想还是有相当多的精华需要我们认真吸收传承的。但是我们应该在研究探讨儒家学说之源的基础上，仔细地辨析那些与儒家学说本源不同的东西。如对孟子关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之类的修正后的一己学说，应该正本清源。本文认为，孟子当初为了维护舜的至孝形象提出了“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一权变主张，作为孟子个人喜好似乎也无不可。但是后来的儒学众生把孟子的权变和个人喜好作为一般标准，其弊端便随之逐渐被放大，影响了中国社会两千多年。如果孟子地下有知，他会如何评价自己的这一句话之是非功过呢？ 由此，本文认为，在倡导社会主义生育文化的今天，我们有必要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中国传统文化进行一番研究辨析，不可人云亦云地统称为孔孟之道而一概论之。具体就“孝”与“无后”而言，应在深入研究辨析的基础上，还儒家学说“孝”的本源，而不是将儒家学说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包括社会主义生育文化）对立起来。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这对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有益的。 作者：孙湘萍 王茹 参考文献： 1.赵岐注、孙爽疏：《孟子注疏》，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2.黄开国：“论儒家的孝道学派”，载《哲学研究》2003年第3期。 3.崔宜明：《道德哲学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