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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读书人身份、态度的变化和“命学”的衰微 与知识转型进程相伴随，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由传统的士转向近代知识分子。在士人那里，知识不是全然外在于人的客体，而是主客相融的产物，因读书治学并非单纯为了求知和获得学术真理，而是出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需要。这种治学与修身一体的状况，使得士人讲求的学问是以博通为基础的，“道”与“器”在他们心目中虽有高低之分，但也有内在的一致性，如在“命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之间，他们往往能够协调起来，并不发生冲突，或至少不发生大的冲突。不过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随着近代知识分子的出现，这种局面发生了根本变化。 知识转型是以学术分科为表征的知识体系的变化，即西方近代知识体系逐渐取代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西方近代知识体系大体形成于18世纪启蒙时代，它有两个根本特点：一是源于古希腊的对知识与真理的获取与客观把握，而非将知识、真理和修身之类的德行培养联系在一起；二是科学化，以科学的名义界定所有事物，分门别类，此前在西方知识系统中存在的星相学之类由此被打上“迷信”标签，逐出学术之门。对中国而言，接受这种特点的知识体系只是晚了一个多世纪而已，所引发的读书人知识结构和价值体系的变化，无非是接近于西方。一方面，随着读书人社会身份的变化和近代知识分子的产生，读书治学渐成职业行为，知识成为客观对象，不再与人的德行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分类之学取代博通之学，使得读书人的知识结构发生根本变化，由“通人”变为“专家”，而且是科学思维下的“专家”。当然，这样的转变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清末民初两代学者的进程。不过对“命学”而言，转变的发生和转变程度的深化，是个越来越不利的事情。 晚清学者热衷西学，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救亡图存的需要，是理性层面思考的结果。但是，传统的巨大力量、自身生活环境和教育背景的直接影响等因素，使得他们在感性生活实践上还是更多地认同过往的一切，这在清末读书人对待“命学”的态度上可以看得很清楚。一些倾向西学的知识分子在涉及“命运”的理性思考和解说时，已开始跳出固有窠臼，引用西方观念和思想公开表达自己的主张；但在日常生活层面，还是时有占卜、算卦等行为，形而下“命学”的强大魅力仍在。这方面严复之所为便是典型。在广泛传播西方近代思想，以天演进化学说为民族、国家命运把脉，大倡“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同时，日常生活中的严复颇多占卜算卦之举，如在其宣统三年(1911)的日记中，时有这样的记载：“占财，大有。寅木财爻极旺，虽空不空。世爻暗动，巳官生之，寅爻尅之。此富贵逼人之卦也，断其必得。后果于甲寅实空之日得之(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升官。官爻值日而化，进酉逢月破，应于巳月”；“辰月丙申日占，弟痘症业已临危，得未济之革。申己合而长生，亥水虽为月建所尅，为日辰所生，而持世又申爻独发，以得气有力之父爻而生，兄弟戌爻又为月破，此症当活也。后于酉时得医，己亥日愈(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卯月甲寅日占风水，困之节。卦由六合化，六合本是吉占，又得日月扶植之，旺财持世，而化回头，生之应爻，生之自身。可谓美满矣”；“占弟被论吉凶，得困变恒、金。午鬼极旺而动，化兄弟而用爻，又化退神，此外毫无生扶，其凶必矣。虽得生于日辰，恐不敌也。后于申年，遂被极刑(注：末句当系事后补记)”；“占婚而得日值之，兄弟持世，卦由六冲而变六合。父爻发动生世，应为忌神，与卯木同动，化剋为生，当主离而复合”；“占出行，得明夷变小过，水。世临官动，化回头生，应临子孙，动而尅世，是宜成行。但为子日所合，须俟午日冲子，然后成行”⑩。这里所以不厌其烦地引证严复日记中的卜卦释词，是为说明卜卦是严复生活中的常态。其所卜算的内容很广泛，包含发财、升官、疾病、生死吉凶、风水、婚姻、出行等，是人们俗世生活中最为关切的东西。其中不少是应他人之求而代为占卜的卦，说明卜卦也非完全是个体的私密性行为。甚至在一些释词后面严复还记下事件的结果，以示所卜之卦的灵验。 应该说，对严复这代读书人而言，日常生活与占卜算卦相连，并非是多么奇异的事情。尽管知识转型开始在他们身上发生，但他们毕竟属于过渡的一代，自幼起所受的教育都是中国传统教育，即以博通为根基的治学修身一体的教育，后来所接受的外在于他们的西学，只不过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并未能对他们的生活态度发生根本影响。所以，在日常感性生活层面，他们仍能像古代读书人那样对形而上和形而下的“命学”兼容并蓄。实际上，以“科学”面目出现的西学和中国形而下的“命学”是难以相容的，西方思想的理性崇尚与占卜算卦的生活行为之间有巨大落差，如果一个人将西方理性完全内化于身心，而不仅仅是把它作为外在于己的知识与思想，那么他是很难认同日常生活中的占卜算卦行为的。只是在严复这代人那里，对西学的认知还未达及此等程度，“科学”认同的社会环境也未形成，所以他们并未自觉体认到其行为所具有的内在矛盾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