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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隋书·经籍志》和《四库全书总目》的分类、排序已说明了狭义“命学”颇为边缘的地位，但毕竟“其说久行，理难竟废”，还是在子部知识中堂皇存在。而到清末民初知识转型之际，这种存在成了问题，成为被忽略或革除的对象。 近代中国的知识转型是个复杂的过程，晚清时期知识界关于引入西学改良中学甚至改造中学的各种言说始终不绝，但真正落实到制度层面则是到了清末新政之时，体现在新学制的制定与实施上。1901年，清廷决定推行新政，并将废科举、兴学堂作为其中的一项重要措施。制定和实施新式学堂章程，提到日程上来。经张之洞等人的努力，在1903年终于制定出一系列新式学堂章程，并奏请清廷，以《奏定京师大学堂章程》、《钦定高等学堂章程》等为名公布实施，建构了一套新式学制。这套学制规定大学堂分八科设学，即经学科、政法科、文学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从这八科下所分的具体学科门类来看，中国固有学术中的经学、史学、文学等在经学科和文学科中得到保存，引进的各类西学在政法科、医科、格致科、农科、工科、商科中确定下来。于是，“中国以经、史、子、集为骨架的‘四部之学’知识系统，被包容到以西方学科分类为主干之‘八科之学’的新知识系统之中”⑧。在这一新知识系统中，与“命学”相关的形而上层面的知识，因分散在固有的经学、史学、文学中，故仍能在经学科和文学科里占有一席之地。而子学遭到排斥，未作为一科列入，子学下的术数类知识也就无法进入这一系统，从而导致狭义“命学”与新知识系统无缘。 张之洞的“八科分学”方案在中华民国建立后被修正。1913年初，教育部公布《大学令》、《大学规程》，对大学所设置的学科及其门类作了原则性规定，决定大学取消经学科，分为文科、理科、法科、商科、农科、工科、医科等七科。从此，中国学术开始摆脱经学束缚，创建起类似近代西方的学科门类和知识系统。在这七科中，文科分为哲学、文学、历史学、地理学四门，中国固有学术体系中的经学、史学、子学和集部之学大体被“文科”消融进去，表明“四部之学”已被纳入到“七科之学”知识系统，即从中国传统知识系统转向西方近代知识系统的轨道。就“命学”而言，形而上层面的知识和思想继续存在于包容了经、史、子、集的哲学、文学、历史学之中，特别是对“命运”、“命理”问题思考最多的儒、释、道，基本被纳入哲学范畴。在哲学思维笼罩下，形而上的“命学”开始进入一片新天地。至于以术数类知识和实践为代表的狭义“命学”，仍无法实现近代转换，未能进入新知识系统。在被主流知识系统完全排斥的境况下，这样的“命学”彻底边缘化了。 西方近代知识系统真正在中国的学术研究中发挥实际效用，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的北京大学。由京师大学堂发展而来的北京大学，在民国之初的几年里，仍为一“官僚养成所”，直到1916年底蔡元培就任北大校长，本着“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的宗旨改造北大，才使北大成为中国学术研究的中心。在这里，教育部所公布的分科原则得到真正贯彻，各类西式学科基本固化，教学、科研一本于此，现代大学体制建立起来。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大倡“民主”与“科学”、反对旧礼教、旧道德的氛围下，以北大为代表的西式学科分类和研究取向在中国愈益稳固。与此相对，作为旧文化的代表之一，传统“命学”只能越发式微了，不仅狭义“命学”难有空间，就是形而上的“命运”、“命理”思考，也因与西方哲学重本体、重认识、重方法的根本取向不符，是所谓“人生哲学”，而在哲学讲堂上难以居于主导地位。可以说，边缘化是“命学”在近代中国知识转型完结之际不可避免的命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