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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知识体系转型的同时，读书人的身份也在发生着变化，即从“士”转换为“知识分子”。在传统中国社会里，读书人处在士、农、工、商社会序列的首位，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但在清末社会变革中，伴随着近代教育制度的建立，则为古老的科举制的废除，而科举制废除的直接后果就是作为四民之首的“士”受到极大冲击，并造成士、农、工、商四大社会群体为基本要素的传统社会结构的解体。因为“废科举兴学堂的直接社会意义就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的上升性社会变动取向，切断了‘士’的社会来源”，于是“士”逐渐成了一个历史范畴，代替它的是近代教育制度培养出的知识分子，“士的逐渐消失和知识分子社群的出现是中国近代社会区别于传统社会的最主要特征之一”⑤。作为能在社会上自由流动的群体，知识分子的构成和社会功能自然与士有很大不同，他们不再是官吏基本来源的四民之首，不再承担着广泛的社会教化功能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政治责任，而是成为社会生活中不可缺少的各方面专业人才，以一己之专业素养贡献于社会，即由于身份和功能的变化，他们大多不再是知识系统里的“通人”，而成了不同领域的“专家”。士之“通人”之学所讲求的修身与治学融为一体，在知识分子的“专家”之学里越来越没有市场，中国固有的修身与治学一体的观念逐渐转换为二者分离。 也就是说，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新兴的知识分子大都由“通人”转换为“专家”，求学和治学成为一种职业行为，不仅与修身养性关联不大，甚至与治国平天下也渐趋分离。这当然与近代西方知识形态和价值标准渐趋主导密不可分。于是理性上倾向西方成为较普遍的现象，而在感性上、在生活实践中，并非可以彻底理性化，中国传统的因素仍大量保留。理性认识和感性实践的矛盾，使得一些知识分子对命运的理性思考和具体实践产生分离，“命学”因此也无法保持过去的完整性，只能步向边缘。 二、知识分类和“命学”的边缘化 在古代中国，有关“命运”的思考和论争从未停止过。从先秦诸子百家到清代儒者，历朝历代的读书人无不留下思索和实践的记录，并以各种面貌呈现出来，进入中国固有的知识系统中。 中国固有的知识系统形成甚早，应是在雅斯贝斯所言的“轴心时代”的春秋战国之际，而对此系统予以分类或分科亦应是同步进行的事情，至少在汉代已趋完善，具体体现在作为知识之总括的典籍分类上。西汉末，刘向、刘歆父子所编之《七略》，已然是颇为专门的典籍分类目录。《七略》由《辑略》、《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组成，其中与广义“命学”相关的思想和知识分布在《六艺略》所包含的《易》、《书》、《诗》、《礼》、《春秋》、《论语》等典籍里和《诸子略》所包含的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墨家等诸子学说中，甚至在《诗赋略》中的“屈原赋之属”等诗赋中也有鲜明体现。而与狭义“命学”相关的知识集中在《术数略》的五行、蓍龟、杂占等类别中，这几类是《术数略》的核心内容。所以，研究中国“命学”的流变，术数类知识的变化和走向是考察的关键。应该说，秦汉时期中国的知识系统已大致区分为形而上之“道”和形而下之“器”，这体现在《七略》的六部分科中⑤，六艺(即六经)和诸子的地位最高，显示作为中国学术之源的六经和六经之支流的诸子，构成了知识系统中的“道”，而术数、方技等类则为“器”，地位相对低下⑥。不过尽管如此，《术数略》毕竟为《七略》之一，相较后世，这已是术数类知识地位最高的时期了。相应地，也可视作是“命学”地位最高的时期。 唐初修撰的《隋书·经籍志》对先秦到唐初的典籍加以整理分类，建立起隋唐时期的学术分科体系和知识分类系统。在这一系统里，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取代了汉代的《七略》分类，而且直到清代，四部分类始终被沿用。从“命学”的角度看，与广义“命学”相关的知识和思想在经、史、子、集四部中都有分布，而与狭义“命学”相关的历数、五行之学则列于子部之下，即术数类知识从《七略》中的一大类，降为子部下的一小类。从“道”和“器”的角度看，有关形而上之“道”的知识在数量上急剧增长，反映在四部目录中此类书籍的比重上升很快；与此相反，有关形而下之“器”的知识在数量上增长不快，成为目录中的小类，地位自然也就降低了。这与重“道”不重“器”的观念愈益强化密不可分，特别是在科举取士的大背景下。在清代修纂《四库全书》所形成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四部分类得到极大完善，达到中国古代典籍分类的最高水平。《四库全书总目》里，与广义“命学”相关的知识和思想仍分散在经、史、子、集四部当中，而与狭义“命学”相关的知识则集中在子部的“术数类”中，包含“占候”、“相宅相墓”、“占卜”、“命书相书”、“阴阳五行”等子目。这一分法与《隋书·经籍志》一脉相承，表明狭义命学”知识在典籍分类中的地位自唐以来没有改变。纪昀在《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总叙》中对子部知识体系的逻辑关系有所阐发，认为“儒家”、“兵家”、“法家”、“农家”、“医家”、“天文算法”这六类“皆治世者所有事也”，在子部知识系统中最为重要，而“百家方技，或有益或无益，而其说久行，理难竟废，故次以术数；游艺亦学问之余事，一技入神，器或寓道，故次以艺术”。在他看来，这两类知识，“皆小道之可观者也”⑦。这番话透露出时人根深蒂固的道、器观念，而且视术数类知识为“或有益或无益”，难下结论，仅以“其说久行，理难竟废”为理由而列入子部。由此可见此类知识在时人心目中的地位，亦可见狭义“命学”的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