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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关于命运的思考自古有之，与此相关的学问也一直存在，所谓“命学”(命理、命相之学)不绝如缕。广义上讲，这一学问是有“学”有“术”或有“道”有“器”的。“学”或“道”是关于命运的各种思考与解说，在儒家、道家、佛家学说中，特别是在儒学第二期的理学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术”或“器”是它的操作层面，其文献大多存在于子部的术数类书中，大致以预测为主，主要体现在占卜、算卦等具体行为上。狭义而言，“命学”仅指体现在术数类书中，以预测为主的“学问”。到了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代，有关命运的“学”的思考仍有一些空间，被分化在西式近代学科的不同领域中；而“术”在新的时代环境和近代分科体系下几无生存空间。这样一种状态，无疑使得“命学”被边缘化。由此所带来的变化，不仅是部分读书人生存轨迹的改变，而且关联到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命运思考和与此相关的个体行为的转变。所以，研究知识转型视野下“命学”的边缘化问题，学术意义颇大。 一、知识转型的时代语境 总体而言，在古代中国，读书人的精神状态是身心家国一体，讲求为学和为人的统一，立言、立功、立德三位一体，最高境界为立德。这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与读书为学融为一体，并无明显的矛盾冲突。因此，读书人对命运问题的思考和举措也融入为学与为人的统一中，“命学”作为一种知识形态，是很自然的存在的。无论是作为形而上的儒、道、释各家命运学说，还是作为形而下的占卜、算卦等命运预测行为，都在读书人的生活视野中常态存在，甚至成为他们日常修养的一部分。而且“命学”的形而上与形而下在他们那里是协调一致的，理学家可以在探究命、运、性、情等观念的同时，在生活实践中进行着占卜、算卦等预测活动。 这样的情形到清末民初知识转型时期发生了巨变。随着读书人在身份上向近代知识分子的转变，其所认同和服膺的价值标准发生变化，“命学”也就无法保持过去的那种地位，而不得不边缘化了。当然，这样的变化离不开知识转型的时代语境。 所谓知识转型，是指知识体系发生变化，即知识内容的更新和表现形态的改变。在中国，应指中国固有的知识体系发生变化，即向西方近代知识体系接近和转变，其核心是学术体系的变化，也有学者称之为学术转型。一般说来，清末民初是中国的知识转型时期，其核心是中国古典学术形态向西方式的近代形态的转换，即由经、史、子、集四部之学向文、理、法、商、农、工、医七科之学的转换。这一转换大体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即从1898年之后到1919年前后(戊戌变法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经清末、民初两代人的努力而完成。这样，中国学术从古典形态走出，进入到近代形态，直到今天，已形成新的学术传统。 知识转型之所以出现，时代的剧变当然是主要因素。近代的中国，内忧外患不绝，尤其是外来势力的冲击，李鸿章所谓的“三千年一大变局”，曾纪泽所谓的“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无疑都反映了外来冲击对中国社会所造成的巨大震动。震动之下，各方面都在发生或隐或显的变化，知识体系也不例外。在知识体系的变化中，西学成为触媒。 尽管在明末清初时，西学在中国就有一定程度的传播，但传播的范围和内容十分有限，未能改变中国绝大多数读书人原有的知识结构。不过鸦片战争后，这种情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一方面西学的传播力度急剧增大，另一方面部分中国读书人开始认真审视中西两种文化，探寻西方文化的进步意义，学习西学以自强。特别是甲午战争以后和戊戌变法期间，读书人对西学有了普遍性的反应，开始自觉接受和引进西学。作为一种与中国传统文化不同的异质文化，西学的大规模引入和被适度接纳，使得传统中学的知识结构体系和发展趋向发生了历史性的变革，导致新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的出现。 所谓新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是指西方近代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学科分类。19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洋务运动时期，学术分科观念已开始为一些中国读书人所了解和接受，如郑观应在1884年所作的《考试》一文中开篇即云：“泰西取士之法设有数科，无不先通文理算学，而后听其所好，各专一艺。武重于文，水师又重于陆路”①。这显示郑氏不仅对西方学术分科观念深有了解，而且还接受了西方“各专一艺”的分科观念及其分科立学的原则，所以他在提出改革科举考试的方案时，即主张专考西学。甲午战争之后，随着西书翻译的增多和西学传播规模的扩大，西方近代学术分科观念为越来越多的中国读书人所了解和接受。他们开始突破中国固有的“经、史、子、集”分类法，用西方知识观念解析中国传统学问，如严复在将《天演论》、《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穆勒名学》等西方社会科学著作译介给国人时，常通过序文、凡例、按语、夹注等形式不断援引中学内容，与所述西学比较、对照、印证，在《天演论·自序》中，他便有这样的论断：“及观西人名学，则见其于格物致知之事，有内籀之术焉，有外籀之术焉。……乃推卷起曰：有是哉，是固吾《易》、《春秋》之学也。迁所谓本隐之显者，外籀也；所谓推见至隐者，内籀也”②。严复的这类论述，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反响，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王国维等学术大家皆循此路径做了不少交融中西学术的工作，用西方近代学科分类标准来汇通中西学术，尝试构建中国自己的、新的知识系统，如刘师培在《周末学术史序》中，即借用已接受的近代西方分科观念来反观中国传统学术，将周末学术分为心理学、伦理学、论理学、社会学、宗教学、政法学、计学、兵学、教育学、理科学、哲理学、术数学、文字学、工艺学、法律学、文章学等十六类③。这样，中国固有的经史之学便被配置到了西方近代学科体系及知识系统中。 当然，新的学科体系和知识系统仅靠部分学者的呼吁是建立不起来的，还需要充分的制度保障来为其开辟通路。在这方面，新式学堂的设立和新学制的实施，起到关键作用。出于自强和变革的需要，洋务运动时期已有一些新学堂陆续设立，戊戌变法期间又开始设立中国第一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显然，传统的经学、史学、诸子学、词章学等已不适用于这些新式学堂，于是这些学堂纷纷按照西方的分科立学原则和分科治学观念设置课程。渐渐地，不仅新式学堂如此，传统的书院也开始分斋设学、分斋治学，变革旧课程，开辟新科目。这种形势的发展，最终促成了新学制的诞生。新学制以效法欧美的日本学校课程设置为蓝本，把中国固有的以“经、史、子、集”为代表的“四部之学”，最终转向包括“文、理、法、商、农、工、医”在内的“七科之学”。从此，中国学术按照这一分科体系走上新的发展道路。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以北京大学为代表的现代大学体制建立、各类西式分科基本固化以及用“整理国故”方式研究传统学问成为共识，中国近代学术才算真正建立起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