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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经注之义理，也多为哲学科所忽略。哲学史之研究经注，有以王弼《易》注，何晏《论语集注》言玄学，以朱子《四书章句集注》言理学。经学之所以为经学，正以其历代注疏，以成一代之学风。而注疏之最重者，是汉人的解经。当冯友兰以“哲学”去对接传统“义理之学”的时候，由于继承清朝一部分学者对“义理之学”的狭隘化理解，专重于宋学之“义理”，而忽略了汉学之“义理”。 清代汉宋之争，对“汉”、“宋”的理解有两个层次。一是以汉代经注为汉学，宋明学术为宋学，如《四库总目提要》之经部总序云：“自汉京以后垂二千年，儒者沿波，学凡六变……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四库全书总目》，第1页)二是以清人研究汉唐经注为汉学，清人研究宋明义理为宋学。而特地标举“义理之学”为名，与“考据之学”相对应的，正是清代学者的宋学、汉学研究。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看出，他所谓的以西方“哲学”去对接的传统“义理之学”，正是相当于清代学者所言的“宋学”，即清代学者对宋明理学的研究。这样一来，便不自觉地认为汉代经学是没有“义理”的，从而不再考虑以“哲学”方式去解释汉人经注的可能性。 但事实上，到了晚清，出现了主张“汉宋兼采”一派，代表人物是陈沣，他有感于清代治经不重义理的学风，着意于发掘汉儒经注的义理。清代汉学确实主要成就在于训诂考据，而汉儒之学问绝非如此。陈沣有云： 今人言汉儒之学，乃指其训诂之学耳。其实，汉儒义理之明、德行之高，皆不亚于宋儒。(《陈沣集》，第448页)陈沣的《汉儒通义》正是从汉儒经注中整理出“义理”，其书序云： 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沣以为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盖圣人之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同上，第115页)陈沣仿《白虎通》、《近思录》之例，按照“天”、“地”、“阴阳”、“道”、“理”、“心”、“性”等义理主题采摭汉儒经说。其书最大的价值，就是提示这样一个事实：即便以宋儒的“义理”为标准，汉儒的注经之书，也并非只是文字训诂，而是有汉人的义理存焉。钱穆评论此书曰：“排比众说，不欲讲家法而但求通义，其意虽是，而于两汉四百年诸儒，流变派别，因亦无所发明。”(钱穆，第663页)其说之意在于，《汉儒通义》只是提炼出一些主题，排比经注中只言片语所表现的义理，而未能通过两汉经学的家法，求各家法之义理与流变。钱氏之说极是。若以义理言之，则汉世立学之三家《诗》，尤其是《齐诗》，其义理固不可忽视，清世如陈乔枞的《齐诗遗说考》，迮鹤寿之《齐诗翼氏学》，都已经为《齐诗》现存文献的研究做了整理工作，民国邵瑞彭的《齐诗钤》更是研究《齐诗》义理的必要参考。又如何休《春秋公羊传解诂》之思想，郑玄群经注中之历史哲学，都不能说没有“义理”。而对这些义理的“哲学”解释，完全可以构成“哲学史”的一个组成部分。陈沣评论晚清认为汉儒经注无义理者云： 近人谓宋儒讲义理，讥汉儒不讲义理，此未见汉、宋人书者也。宋人有文集，有语录；汉人不但无语录，并无文集，其讲义理，惟注经耳。且汉人注经谨严简约，无自发议论溢出经文之外，如宋人说经者也。即令有一二篇传于世，亦如郑康成《戒子书》耳。无学之人不知汉、宋时代不同，但以宋儒多讲道学之语，而汉儒无之，遂以为汉儒不识义理，此不通之极也。(《陈沣集》，第450页)现代哲学科的构建，重宋人之经说，而弃汉儒之经注，正如陈沣所讥也。哲学学科对经学的忽视，使汉人经注的义理，同样被排除出学科研究之外。 以今人眼光观之，传统学术中的义理之学，确实是中国思想史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以哲学学科接舶义理之学，不失为整理传统学术的最好途径。而这种新的学科构建，应该极尽所能地从内部而非外部的眼光看传统，使之建立在传统学术的核心与本源的基础之上。而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学术的态度，影响到现代学科的构建，在哲学学科中的表现，莫过于孔子与五经的分离，使其排除了大部分的经传注疏。 “中国哲学”学科建立至今，已有百载。前几年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问题的讨论，正是对这一学科的百年历史进行反思。借助西方的“哲学”来解释中国古代的义理，确实是发明传统义理之学、以之反思现代生活的一种有效途径。但也必须看到，自胡适、冯友兰以来的中国哲学史写作，在整理国故、辨伪古史的学风中，疑古过甚，连《孟子》、《史记·孔子世家》所涉及的孔子删削六经之说，也一并抛弃，从而降低了经学的地位；并且，由此而不注重五经注疏中所蕴含的“义理”，对“义理之学”的狭隘化理解，导致了对“中国哲学”范围的狭隘化理解，从而将经学基本排除出了“中国哲学”的范围。我们应当看到，经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本源，中国哲学学科建构，不能仅仅满足于“哲学在中国”，而更应重视建设“中国的哲学”，这就有必要重新审视经学的意义，以哲学的方式重新复活经学的价值；而只有这样的“中国哲学”，才会更“中国”，才会有更强的解释力。 【参考文献】 [1]《陈沣集》，2008年，上海古籍出版社。 [2]刘师培，1997年：《刘申叔遗书》，江苏古籍出版社。 [3]马宗霍，1937年：《中国经学史》，商务印书馆。 [4]皮锡瑞，2009年：《经学历史》，中华书局。 [5]钱穆，2005年：《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商务印书馆。 [6]《钱玄同文集》，1999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三松堂全集》，2001年，河南人民出版社。 [8]《十三经注疏》，2007年，台北艺文印书馆。 [9]司马迁，2003年：《史记》，中华书局。 [10]《四库全书总目》，2003年，中华书局。 [11]唐文明，2011年：《近忧：文化政治与中国的未来》，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2]《王国维全集》，2010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广东教育出版社。 [13]谢无量，2011年：《中国哲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4]章太炎，2008年：《国故论衡疏证》，庞俊、郭诚永 注，中华书局。 2011年：《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15]章太炎，2011年：《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 （原载《哲学研究》2014年2期。录入编辑：里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