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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贤任能历来是儒家倡导的重要政治思想和政治主张，内在地凝聚了儒家思想的精华。先秦儒家孔子、孟子、荀子，系统总结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的选贤任能的时代精神与社会思潮，对贤能政治的理论基础、具体内容作出充分论述，对当时的社会进步与人才解放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儒家贤能政治的思想在后世逐渐演变为人才选拔的推举制度与考试制度。当今中国的人才选拔体制继承了儒家贤能政治的传统，继续改进和完善，可以发展为具有中国特色和优势的民主制度。 一 在中国传说中的“天下为公”的上古时代，就已经实行选贤授能的民主制度。据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记载，传说中的部落联盟首领都是由选举产生，大多具有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优良品德和尊贤容众的民主作风。如帝喾能够“普施利物，不守其身”，帝尧“富而不骄，贵而不舒(慢)”。帝舜能够根据“八元”、“八恺”的具体能力而各尽其用。尧舜禹三代“禅让”的传统更被历代儒家当作真实历史传为美谈。降至殷商时期，尚有举贤授能的遗风，如汤举伊尹，武丁举傅说，文王举姜尚等等。周代开始封邦建国，建立系统完备的世卿世禄制度，从事政府管理职责的人员基本由贵族子弟世袭继承，选贤任能的传统衰歇终止了。从西周末年开始，社会的动乱变化加剧，政治制度开始从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变，世袭制度已无法照旧延续下去。在列国纷争的时代，为了更好地治理国家，在列国竞争中更为强盛，许多国家的统治者开始寻求具有适应时代变革要求的有德有才的贤能人士帮助治理国家，都要招聘、选拔、任用理财、打仗、治国的人才，不得不打破宗法血缘关系破格选拔人才，选贤举能逐渐形成新的社会风气与社会思潮。贤能人才一般是指有德有才，德才兼备，但春秋时期一般德才不作严格区分，德就是才，德才统一。据《左传·僖公三十三年》记载：“初，臼季使过冀，见冀缺耨，其妻馌之。敬，相待如宾。与之归，言诸(晋)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请用之。臣闻之，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对曰：‘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管敬仲，桓之贼也，实相以济。《康诰》曰：父不慈，子不袛，兄不友，弟不共。不相及也。《诗》曰：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君取节焉可也。’文公以为下军大夫。”臼季发现冀缺有敬德之才，符合“仁”的品德原则，向晋文公推荐，尽管其父有罪，但父子不相关，这是任人唯贤的重要范例和标志。又据《左传·僖公二十七年》记载，晋文公“蒐于被庐，作三军，谋元帅”，赵衰向晋文公推荐郤榖，他说：“臣亟闻其言矣。说(悦)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国语·晋语七》记载，晋悼公使张老为卿，张老婉辞，推荐魏绛，说：“臣不如魏绛。夫绛之知能治大官，其仁可以利公室不忘，其勇不疚于刑，其学不废其先人之职。”张老推荐魏绛为卿，因为他具有“智、仁、勇、学”四种新品格，“若在卿位，外内必平”。臼季推荐冀缺，张老推荐魏绛，都不是根据他们的出身贵贱，而是根据他们的品德作为鉴别人才的标准。敬德及智、仁、勇、学，这些品格与以往的身份性教养迥然不同，是能够发挥自我个性的内在特征的崭新品格。赵孟解释他提出的“忠信贞义”为“临患不忘国，忠也；思难不越官，信也；图国忘死，贞也；谋主三者，义也”(《左传·昭公元年》)。这些都是新型人才应该追求和具备的才能品格。孔子继承春秋时期的时代精神，系统总结概括新时期贤能人才的新型品德，并用之于新型人才的培养。孔子办学，有教无类、不拘一格地培养学生，主要就是培养学生的从政才能，举贤授能遂成为孔子儒家提出的首要政治主张，孟子和荀子后来又加以弘扬光大，对中国后世政治制度建设产生了巨大积极的影响。 孔子明确地把“举贤才”(《论语·子路》)列为儒家的为政措施之一，“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论语·子张》)。贤者也是善者，“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随着政权开放范围的扩大，举贤也愈来愈被强调，孟子倡导“尊贤使能，俊杰在位”(《孟子·公孙丑上》)，并力图以尊贤来突破贵胄等级藩篱：“贵贵尊贤，其义一也”(《孟子·万章下》)，更加推重“尊贤育才，以彰有德”(《孟子·告子下》)的意义。孟子又认为在举贤方面慎重，选拔人才“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孟子·梁惠王下》)，在态度上还有些遮掩。荀子在举贤方面的态度，则十分明朗磊落，“贤能不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荀子·王制》)，“尚贤使能”是君子从政三大节之一。隆盛的政治气象表现在“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荀子·君道》)方面，“尚贤推德天下治”(《荀子·成相》)。这些充满豪气的言论反映了荀子时代世卿之政已全面坍塌的现实情形，反映了“不恤亲疏，不恤贵贱，唯诚能之求”(《荀子·王霸》)的平民政治力量背景。“以族论罪，以世举贤”(《荀子·君子》)已普遍遭到反对，将其视为乱政的象征，“不祥莫大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