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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明白了《洪范》五行的思维模式，我们就容易理解以之为理论基础的仁义礼智圣五行说，在五行相克说因邹衍与帝运结合而风行之后，难免要与之发生矛盾。但是就逻辑上“类”的观念来看，（注：钟泰指出：“荀书每言‘伦类’、‘统类’。无类亦言无统、无伦耳！”梁启雄也引梁启超说指出：“孟子好言仁义礼智，义礼本仁智所衍生，以之并举，实为不伦，故曰无类。”参见董治安、郑杰文《荀子汇校汇注》，齐鲁书社1997年版。） 土很容易归入金木水火之中，作为五者之一，成转相胜之势(当然原来的尚土理论还可以有所保留，后代五行理论的融合较为复杂，此暂不论)；而以尚土说为理论根基的仁义礼智圣五行说中，“圣”摆脱不了对于仁义礼智或貌言视听的超越性，这受限于其理论底基。因此，在五行转相胜之说至为流行之际，不管荀子是否赞同这一理论，他都可以轻易地批评以尚土说为理论基础的仁义礼智圣五行说“甚僻违而无类”。所以，后代改“圣”为“信”以配五行，是很自然的。 相对于以思心为基础的仁义礼智圣五行而言，荀子以心“虚壹而静”作为反对。虽然同是肯定“心”的作用，但是仔细比较不难发现，上文我们已经提到的“仁之思也清……智之思也长……圣之思也轻”、中心、远(外)心等等，只是一心。但是由于它所本的五行理论，这种仁之思、智之思、圣之思、中心、远(外)心，又必然有所不同，而不能一以贯之，可是《五行》中又还是不得不强调舍五为一的“慎独”。这种思心的细分、不同与合一，《五行》没有解释原因，颇具神秘感而又似乎有系统，但确实难以解释。这应该就是荀子所批评的“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荀子在《解蔽》篇以相对简洁清晰的“虚壹而静”，批评“心枝则无知，倾则不精，贰则疑惑”，所指的恐怕就包括《五行》中的矛盾。但是这一切与《五行》所本的尚土说的五行观有关，还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不应当完全以荀子的取舍为取舍。 这种仁义礼智圣五行说，荀子批评“世俗之沟犹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传之”，说明它曾广为流传。这一点，不仅从马王堆帛书中有附庸作品《德圣》，以及学者们所熟知的贾谊《新书·六术》中可以看出，文献中也还有例子。 郭齐勇先生已经指出《史记·乐书》结尾有：“太史公曰：夫上古明王举乐者，非以娱心自乐，快意恣欲，将欲为治也。正教者皆始于音，音正而行正。故音乐者，所以动荡血脉，通流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宫动脾而和正圣，商动肺而和正义，角动肝而和正仁，征动心而和正礼，羽动肾而和正智。故乐所以内辅正心而外异贵贱也；上以事宗庙，下以变化黎庶也。琴长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为宫，而居中央，君也。商张右傍，其余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则君臣之位正矣。故闻宫音，使人温舒而广大；闻商音，使人方正而好义；闻角音，使人恻隐而爱人；闻徵音，使人乐善而好施；闻羽音，使人整齐而好礼。夫礼由外入，乐自内出……”明确标举“仁、义、礼、智、圣”，并把这五种德性与五音相配合……明确以“圣”作为五行之中心[33]。这说明尚土说的五行观，也曾经与五音相配，但是五音最后还是与相生相克的五行说合流。这一段文字虽被怀疑是后人添加，但确实是仁义礼智圣五行的反映。 后来明人黄佐所说《河间献王乐记》中有：“大合六乐……其始作也……及其从之也，以道五常之行也，知仁交际而百化出矣，礼义交际而百化入矣，成之者圣也。子曰：‘知仁合则天地成，天地成则庶物时，庶物时则民财阜，民财阜然后兴礼义。’”[34] (P442-444)明确提及“五常之行”为知(智)、仁、礼、义、圣，并引《大戴礼·诰志》中提到了知(智)、仁、礼、义的孔子之语为证。黄佐所著《乐典》共三十六卷，其中卷十三至二十一(共九卷)载有所谓“河间献王乐记”，云“河间献王所传王氏乐记二十四卷，与今乐记不同，北齐信都芳釐为九卷。今去其繁杂，定为九篇”。“河间献王所传王氏乐记”，当即是河间献王与诸儒所作、《汉书·艺文志》所载王禹献上的《王禹记》二十四篇。但是《北齐书》卷四十九载信都芳著《乐书》，《新唐书·艺文志》记有信都芳“删注《乐书》九卷”，从其它相关材料来看，诸书皆未明言信都芳釐《河间献王乐记》之事，最多是信都芳所搜集、撰述的文献中，可能有《河间献王乐记》的部分内容。而且从全文来看，似非黄佐所可伪作。这或可再一次说明，尚土说的五行观，曾经与五音相配。 而且在郭店简《语丛一》中，简16、17“有仁有智，有义有礼”、“有圣有善”，可能就是说的仁义礼智圣五行，因为《五行》中有“德之行五，和谓之德，四行和谓之善”，前引《四行》也有“四行成，善心起。四行形，圣气作”，所以是有圣有善。 对于所谓“孟轲和之”，主要见于《孟子》中的性善论和仁义礼智“四端”说。《孟子·告子上》有： 公都子曰：“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彼皆非欤？”孟子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乃所谓善也。若夫为不善，非才之罪也。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恻隐之心，仁也；羞恶之心，义也；恭敬之心，礼也；是非之心，智也。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或相倍蓰而无算者，不能尽其才者也。《诗》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为此诗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则，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 公都子问的是人之本性与人之为善人恶人之关系的问题，孟子说人固有四端(这一点《五行》文中没有明确谈到)，“思”则得，就是德形于内，可以成就德行。其解释与上文所强调的“思心”之与仁义礼智圣的关系密合，因此此处孟子确实是在依据《五行》作解说。但是孟子为什么没有说到“圣”呢？这当是因为，首先，公都子讨论的是人性善恶的问题，而不是圣的问题，《五行》中明说“四行和谓之善”，孟子当然只用谈到四行和思这两个关键要素；其次，圣本身既与仁义礼智是一类，又超越于其上，可以单论；最后，孟子不提及圣，还可能与孟子的圣人观相关，孟子认为五百年才有王者出，对于是否人人皆可以为尧舜的问题，孟子不是回答以“思”和人有“圣”之端，而是答以“为之而已”，则终究会因为努力之多少而有差别。这说明孟子对于《五行》有所修正，应该是认为人人皆性善，可以为善，但不必能成圣成王。因此《孟子·尽心下》的“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之语，笔者个人意见以为“圣”后有“人”字可能更符合孟子本人的意思。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