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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有性哲学与无性哲学的不同趋向 现在的问题是：在哲学思想的本原之处有性别还是无性别，会造成什么样的思想效应呢？我想这效应是重大的、根本性的。 首先，认为终极实在者是有性别的，这意味着“关系”在最根本处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性”或“性别”势必造成一个非单一的交往局面，所谓“一阴一阳之谓道”（《系辞上》5章）也。这就使得任何意义上的实体主义，也就是认为可以脱开关系来把握“存在之所以为存在者”或“存在（是）本身”的做法，不能成立。终极实在绝无可定义的自性可言。而我们已经看到，西方传统哲学——不管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最鲜明的一个特点就是寻求有自身依据的终极实在者。 其次，这哲理上的性关系不会是完全可确定的或可对象化的，比如像逻辑和希腊数学中的那些关系，而一定是一种从根本处就动态的、相互影响的（interplaying）关系。这也就是说，这种关系中总有些不可完全预测的、具有危胁性的东西，或者说是可造成背叛、缺陷、失恋、失败，总之就是“阴阳不测”（《系辞上》5章）的东西。因而有性别或性感的思想总有忧患意识，“夕惕若”（《易·乾》九三）、“亢龙有悔”（《易·乾》上九）、“西南得朋，东北丧朋”（《易·坤》卦辞）、“作《易》者，其有忧患乎？”（《系辞下》7章）所以总要“观变于阴阳而立卦”（《说卦》1章）。而西方的传统哲学与宗教的主流所看到的虚假、危险和罪恶都只属于现象界，终极关怀所要求、规定和信仰的都是那些不可能遭到感染、生病和出错的最高极者，因而感受不到任何忧患。至极处只有充实、狂喜与感恩。 第三，两性关系也不尽同于“赫拉克利特之流”式的或佛教“缘起性空”式的动态关系，因为它们势在生成新的可能，既不只是相对的，也不只是为生成留下“空”间的。所以《易传》讲“生生之谓易”（《系辞上》5章）；又讲“男女構精，万物化生”（《系辞下》5章）。 第四，正是由于两性关系的生成势态，使得世代延续与交叠互构状的更替成为不可避免的终极过程。于是，对两性交生关系的重视也就自然会延伸为对其所生成的世代形态与结构的尊重，这在《易传》中就［比如］被解释为八卦之间的家庭关系：“乾，天也，故称乎父；坤，地也，故称乎母。震……长男，巽……长女，坎……中男，离……中女，艮……少男，兑……少女。”（《说卦》10章）所以在儒家传统中，“夫妇之愚”（《中庸》12章）和“《关睢》之乐”得到尊重，而亲子关系、家庭、家族、祖先崇拜占有崇高的地位，深刻之极地影响到中国文明的社会结构、人际关系、政治形态和一系列哲理思想。谁要是看不到孔子讲的“仁爱”是以夫妇、亲子之爱为源头的，就不知此爱与墨子“兼爱”、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基督教的“对神的爱”或“对仇敌之爱”的原则区别，就会不明白孔子思想言论的独特之处。[20] 也正是由于这一性别、性爱与家庭、家族的“生－存－论”上的联系，才可以理解广义的儒家在中国两、三千年的古文化中的主导地位是由来有自。佛家缘起中观说和华严、禅宗之新境不可谓不灵妙无比，道家的有无相生、阴阳相冲、因应变化的道论不可谓不玄妙之极，但都未从根本道理上充分舒展性别的思想涵义，未能使家庭与家族获得禅性与道性，因而只能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与人生境界的虽然重要但毕竟是补充的形态而存在。 可以想见，也可以发现，西方传统哲学、包括它的伦理学中不会有家庭的任何实质性地位。[21] 在某些后黑格尔和后现代思想家（比如马克思、弗洛依德、福柯）那里，对本质主义和实体主义的批判还表现为对教会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生产伦理和财产继承制所鼓励的家庭关系的批判。甚至在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当代西方哲学中，包括本文第一节所提及的那些对“性”问题感兴趣的哲学家与思潮，比如尼采、梅洛－庞蒂、海德格尔、女权主义等，至今也都未找到真实的“家”或“家园”。由此更令人感到，在哲学这个文化的核心处缺少了两性关系会带来何等深刻持久的影响。于是，这样一个现象也就能够理解了，即《老子》、《孙子兵法》和禅宗，虽然对于西方人来讲也是异质的、别扭的，但还是要比《论语》和儒家容易接受得多。 第五，两性的自然交媾化生总有时间性或时机性，“天地盈虚，与时消息。”（《易·丰·彖》）这“时”一方面表现为宏观的自然“四时”：“夫乾……大生焉，夫坤……广生焉。广大配天地，变通配四时，阴阳之义配日月。”（《系辞上》6章）另一方面，这“时”表现为微观的或当场发生的“时机”。《易·彖传》赞叹十几个卦象（比如《豫》、《随》、《坎》、《革》）“之时义大矣哉”，这“时”字就主要意味着“时机［的把握和领会］”。两性的交往要成功，时机是极其重要的。领会时机，在《易·系辞》中就称为“知几”。“《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系辞上》10章）“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机而作，不俟终日。”（《系辞下》5章）“关关睢鸠，在河之洲”，就是“君子好逑［那位‘窈窕淑女’］”之时。因万物皆有阴阳，所以皆有时机，要想成功，非“知几”不可。其实，“阴”、“阳”的字源都与“日”有关：云掩日为阴［陰］，日朗照为阳［陽］；它们就都与时有关，因为“日”、“月”是这个世界的生命之时的来源。所以阴阳爻本身在《易》中充满了“时义”。故《系辞下》讲“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9章）“［其］变通者，趣［即‘趋向’］时者也。”（1章）孔子为人为学的要点就是“极深而研几”、“见机而作”，所以孟子赞他为“圣之时也者”（《孟子·万章下》。老庄、孙韩等先秦智者，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的原本天道观之中，也都充溢着丰富巧妙的时机领会。[22] 考虑到这天道观的阴阳两性的特点，这一突出的“时义”就不难理解了。 与此相对，西方传统哲学的存在论或形而上学中几乎没有“时”、特别是“时机”的存身之处，因为一个无性的或单性的理式－实体世界，或一个人格神，是无始无终、无生无灭的，当然也就无活生生的时间可言。即便它们要体现于现象世界或干预人事时，也只是通过逻辑、数学、因果律或“救赎计划”，因而只能有物理时间与直线时间的框架，而不会要求、也不会理解那在生命的过去与未来的交织中生成的当下时机。可以说，西方传统的主流思想中没有“四时”和“时机”的存在论与认识论的地位。 与“时”相关的是对“史”的态度，囿于此文的篇幅，就不做特别讨论了。 第六，与以上的考虑密切相关，我们可以说，有性别和性感受的哲理思想会极其关注技艺（technics, arts）在人认知世界活动中的地位。由于“相互生成”、世代延续和时机领会的特点与要求，有性别的思想不可能以西方近代哲学中的“认识论”所认可的方式来认知世界，逻辑的（不管是形式的还是先验的）、科学实证的方式对于它不可能是原本的，因为它们都拙于感受天地絪緼、万物化生的时机，也不能很有效地处理世代延续的问题。在我们这个深受西方存在论与认识论影响的时代中出现的知识与原发生命的脱节、家族与家族关系的解体、生态的危机、威胁人类未来的技术体制的称雄等等，都表明这样一个无性别思想的危险性。它缺少内在的节制、深层领会的能力和对长远未来的总体视野。而性感的思想在领会世界时，本能地就以技艺而非科学和现代技术作为最根本处的认知的活动，因为唯有技艺（比如诗、乐、礼、游戏、自娱娱人的手艺、各种艺术）才能感受两性交生的絪緼爱意，并以自身的内在韵律、节奏和“临场发挥”来呼应和创造那与生命一起湧流的时机，并且以它的本质上的多样性、可塑性、“与时偕行”（《易·乾·文言》）、和“与时消息”（《易·丰·彖》）的特性来预谋着未来，也就是呵护着家族、民族与人类的未来。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