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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西方传统主流哲学是无性别的哲学 为了进行以下的讨论，先须说明本文对“性”一字的用法。“性”在中文的古文中并没有英文的“sex”或“gender”的含义，它意味着它的字形使人会意的东西：“本性”、“生命”或“性情”。比如“性［本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论语》17.2）[7] 或“伐性［生命、生机］之斧”[8] 等等。多半是由于生命与生殖的关系，近现代以来就用“性”这个字翻译“sex”。这种意义上的“性”也就意味着与生命体的繁殖或种群延续（也就是种群生命）有关的东西。不过，由于有无性繁殖现象（孢子生殖、出芽生殖、分裂生殖，乃至人工实行的压条、嫁接等“生殖”方法），更确切的说法应该是：性意味着那些与雌雄交媾生殖有关的东西。因此，性的原本特征是雌雄的区别与相交生成。 这是一个虽然简略、但是有用和必要的出发点，尽管弗洛依德这样的思想家会嫌其过窄。[9] 现在我们的问题就涉及到“性”这个字的中文古今义――古义为“本性”、“生命”；今义为“雌雄之性”――的关系。也就是说，不管这两种含义的联系在语义史上是否只是出于偶然，我们想知道：哲学对于“［世界与人生］本性”的理解是否与其对“雌雄之性”的意识有内在的关联？ 古希腊哲学一开始寻求万物的本原（arche）。哲学家们提出的“水”、“无定”、“气”、“火”，都是单一者。赫拉克利特的“火”包含“对立而又同一”的原则，对立面通过斗争（战争）造成和谐。但这还不就是性别的关系，因为对立面之间虽有相互过渡，但没有活生生的相互交媾而发生的意思。且杀伐之音过重。毕达哥拉斯学派明确提出“对立是本原”，而且在他们列举的十对本原中有“雄性/雌性”这个对子，很有思想上的启发力。但是这种对立以“数是本原”为前提，也就是以 “一/多”、“奇数/偶数”、“直线/曲线”为前提。尤其是，这些对子之间不是“相交而发生”的关系，而是一侧（左侧）从根本上就压倒和高于另一侧（右侧）的关系。比如“一”就从根本上高于“多”，因为“一”被视为众数（“多”）之源，一个奇数加上一就变成一个偶数，再加一又变成奇数，等等。所以在这十个对子中，出现了“善/恶”、“光明/黑暗”这些在当时人的价值判断中明显偏于一边的对子。这就大大削弱了这种对立区别的原本性，使其中的“雄性/雌性”的关系成为对立压迫性的，或源与流式的，而不是相济相生式的。而且，西方古代形而上学连这样的“对立本原”也不能容忍。继毕达哥拉斯之后，巴门尼德认为只有“一”代表的“存在（是）”才是真实的，“因为存在是存在的，而非存在乃是不存在的。”[10] 以这种独一的、“思想与存在同一”[11] 的方式提出的“存在”问题，以及由此而建立的“存在论（本体论）”成了后来两千多年里西方传统哲学的核心。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试图松动这个“存在只是一”和“运动不可能”的僵硬状态，以某种方式再引入“多”或区别。柏拉图提出作为每一类事物的范型或本质的“理型”（eidos, idea，理念、相）是实在的，亚里士多德则提出作为个体的“实体”（ousia, substance）是实在的；但由于他们都处于巴门尼德的存在论思路的影响之下，所以理型和实体尽管有多个，相互之间有区别，但就其本身而言，或就其“作为存在［者］之存在”而言，它们仍然是“不变的一”。就是亚里士多德讲的“个体”，其真实性也是来自“形式”，而最高的、最实在的形式是不变的唯一者，或神。因此，理型或实体本身没有相对而言的内在差异和相交相生的可能。理型与事物是原本与残缺副本的关系，实体与属性则是不变的支撑者与寄居者、本质的规定者与偶然获得者的关系。这种不成双配对儿的关系不可能是性别的关系。换言之，本性与性别在古代西方哲学中没有内在的相关性，就如同犹太－基督教的至上神耶和华的单一性与亚当/夏娃的性别无内在的相互关联性一样。 到了近代，笛卡尔提出“主体（我思）”原则，以各种变体延伸到黑格尔。“人”在最根本处出现了。但这是一个抽象的、纯思维或纯认知的人，在唯理论那里只有思维着的大脑，在经验论那里则加上了感官，以线性方式与大脑相接。康德之后的德国古典哲学中，对立统一的辩证法出现了。但这种“对立”的根基是主体与客体、一与多的对立，主体与一控制着整个局面。客体是被主体设立的、由主体异化出来的对立面，以以便让主体在克服或扬弃客体的外在性时深化和丰富自身，最后达到“绝对”的认识与存在。因此，这种辩证的对立面之间的关系，就如同毕达哥拉斯的“一”与“多”、“正方”与“长方”、“光明”与“黑暗”之间一样，并无真实性别和性生命可言，［就黑格尔而言］只有概念生命的辩证发展。总而言之，整个西方传统哲学，从巴门尼德到黑格尔，都是无性的（sexless）或无性生活（性生命，sex-life）可言的。[12] 从尼采开始，西方当代哲学逐渐有了某种身体感与性感。狄俄尼索斯（酒神）与阿波罗、对力量的意愿与传统观念理性的对立开始唤醒那个久被压抑的沸腾着的思想维度。当然，如此巨大深刻的改变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几经周折反复，最后在法国现象学与结构主义者那里初露端倪。梅洛－庞蒂提出了“身体场”，以哲理的方式关注到性感的源头、表现和缺失方式。[13] 而福柯则以本文一开始叙及的方式关注性的问题。弗洛依德以性（里比多）压抑为基础的精神分析理论也具有某种哲学意义。生态伦理学中似乎也有性别的隐喻（比如“自然母亲”）。至于女性主义哲学（feminist philosophy），更是以谈性别（gender difference）的含义、批判传统西方哲学歧视女性的历史与现状为本务。当然，他们关注性或性别的方式是否足够原本与适当，对西方当代社会与文化的现实有多大的影响，就另当别论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