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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者实施反犹主义的目的是显而易见的。反犹主义总是成为一种遮人耳目、营私舞弊、威胁恐吓的廉价手段。道貌岸然的匪徒竭力抬高这种主义，而低三下四的则具体实施着这种主义。但是，反犹主义体现出来的社会和个人的精神形式——它是前历史和历史相互交织的产物——却仍旧模糊不清。如果深植于文明的苦难还没有被明确地诊断出来，那么，个人即使是毅然决然地作出牺牲，也无法通过认识去根除这种苦难。所有理性的、经济的和政治的解释及其反证——尽管它们总是正确的——并不能提供一种诊断，因为理性连同统治一起仍旧建立在苦难的基础上。在攻与守的盲目较量中，迫害者和他的受害者都属于同一个不幸的阵营。反犹主义行为方式是在因为被剥夺了主体性而变得盲目的人重新获得主体的情况下出现的。对那些深陷其中的人们来说，他们的行为就像行为主义者所断定的那样，是凶狠残忍的和无动于衷的，同时也无法提供出一种解释。反犹主义是一种精致的图式，也是一种文明仪式；集体屠杀就是货真价实的刽子手仪式。从中可以看出，将它们限制在一定范围内的意识和意义已经无能为力，真理也已走入穷途末路。这种视杀戮为消遣的荒唐行为，可以证明人们所遵循和顺从的只是顽固不化的生活。 反犹主义的盲目性和无目的性促使它把自己说成是一种出气筒，一种真理标准。愤怒在毫无还手之力的受害者身上发泄出来。既然受到迫害的人们可以在不同情况下相互替换——或是吉普赛人，犹太入，或是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等等——那么，一旦他们发觉自己拥有规范权力，他们也会相互替换着成为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因此，没有天生的反犹主义，也没有天生的反犹主义者。那些叫嚷着犹太人血统是第二自然的成年人，并不比那些叫嚷着要消除血统的年轻人更知其缘由。而知其缘由的发号施令者们其实也并不憎恨犹太人，他们不喜欢那些走狗们。但是，在经济上和性欲上都毫无损失的走狗们，却感觉到了仇恨，感觉到了无边无际的仇恨。他们不允许任何形式的轻松自在，因为他们从不知道什么叫做满足。因此，被组织起来的刽子手实际上受到了一种唯心主义动力的鼓舞。他们开始巧取豪夺，并且为此编造出一种冠冕堂皇的意识形态，胡说什么要拯救家庭、拯救祖国和拯救人类。但是，既然他们做的是坑蒙拐骗的勾当(他们已经隐秘地意识到这些)，那么，他们试图加以合理化的那种拙劣的合理动机，即掠夺，就会被逐渐地削弱，尽管这种动机也—反主观意志而变得诚实可靠。肮脏的冲动从一开始就比完全获取它们的理性更接近这种动机。理性之岛被淹没了， 只有绝望的人们还单纯地表现为真理的捍卫者，表现为还要改变地球最后一个角落的革新者。每一种生命都成了他们憎恶的对象，再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扭转他们的憎恶。行动本身实际上成为了一种自发的目的，并且掩盖了自身的无目的性。反犹主义总是号召人们起来采取一揽子行动；反犹主义和总体性之间从一开始就存在着紧密的联系。盲目性包含了一切，只因为它一无所知。 自由主义允许犹太人占有财产，却不给他们任何发号施今的权力。即使是那些没有权力的人，也应该享受到幸福，这曾是人权的最初构想。但是，被蒙骗了的大众已经感觉到，只要阶级存在，这种普通意义上的许诺便只不过是一句谎言而己，继而他们的愤怒使会油然而生。这是一种被嘲弄的感觉。他们必须压制住那些特别有关于幸福的可能和观念，但越是这样，这观念就越是显得切合现实。尽管他们对这种观念作了根本否定，但无论何时何地，就在它似乎马上得以实现的时候．人们总会再一次重复他们对自己的愿望的那种压抑力量。对引起这种重复的任何事物来说，不管它本身有多么的不幸——流浪汉(Ahasver)和宠人儿(Mignon)，逗留在希望之乡的异客，让人唤起性爱的美人，或者使人联想起胡乱杂交的被放逐的禽兽等——都会把文明人的破坏欲吸引在自己身上，而这些文明人从来就不能彻底实现痛苦的文明进程。那些杂乱无章地支配自然的人们，在备受蹂躏的自然里，看到了一幅软弱无力却又极富刺激的幸福表象。没有权力的幸福思想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只有掌握权力的人才会有真正的幸福。资助布尔什维克的营私舞弊的犹太银行家，以及他们所策划的不切实际的密谋，就是一种先天蠢笨无能的象征，就像美好生活是一种幸福的象征一样，与这种幻想同出一炉的就是知识分子形象：他们看起来总是在想这想那——这是一种别人求之不得的奢侈——但他们却把那些正在流血流汗的体力劳动者丢在了脑后。银行家和知识分子，金钱和精神，这些流通领域的代表人物，既扮演了被统治者摧残的虚假典型，又扮演了被统治者用来永久维护自身的形象。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