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语言 在世界整体之后,现代思想形成了语言整体,亦即所谓的后现代,其问题在于:谁在说话? 后现代除去了历史对于人的规定,亦即对于人的区分。不仅如此,后现代还消除了现代对于一个未来的人的期望。现代的人的区分不是人与自身相区分,而是一个将来或未来的人和自身相区分。对于后现代而言,这种未来的区分也是没有意义的,正如其流行语所说:“没有未来”。由于没有规定,理性得到了彻底的清除,此外,存在也不复存在,其核心只是语言问题。 博德尔将后现代的语言整体划分为三个维度:首先是无原则的或者是多原则的思想(德利达,福科,梅罗-庞梯),它们将语言的无规定性形成了主题;其次是结构主义的思想(雅科布森,巴特,列维-斯特劳斯),它们从纯粹语言学越过符号学并扩展到人类学,以期找到语言的结构;最后是语言分析的思想(赖尔,奥斯丁,达米特),它们对科学语言,日常语言等等形态划定了其界限。在这三个维度中,不仅理性和存在的规定性被排斥掉,而且“思想的事情的规定”这样一种思想结构也逐渐地萎缩。虽然无原则的思想仍然保持了“规定-思想-事情”这样的结构,但是,它的名字本身已经表明,它的规定性是无规定性。结构主义的思想则根本没有了规定,所以,其思想结构为“思想-事情”。至于语言分析的思想不仅放弃了规定,而且也放弃了事情,所以,它的结构只是“思想”一个元素,因此,它才只是语言分析。上述三种思想中,无原则的思想是后现代的最重要的维度。一方面,它们模拟了现代的核心思想,如德利达对海德格尔,福科对尼采,梅罗-庞梯对马克思;另一方面,它们的“无原则性”成为了后现代的最根本的特征。如果对后现代的问题“谁在说话?”进行回答的话,那么,这个谁正是那个无规定性的“它”。它敞开了一个无限幽深的领域。 7.走出后现代话语 如果用巴门尼德的区分来描述历史,世界和语言三个整体的话,那么,历史的主题是真理之路,世界的主题是意见之路,语言的主题是虚无之路。对于无,女神指出,它是不存在的,因此是不可思议和不可言说的。这点给予了博德尔的思想以深刻的启示,所以,他认为,越过世界的边界到达语言的领域,这决不意味着进入后现代,相反,它要求的是语言的区分。 于是,博德尔不再追问“谁在说话”,而是追问“说了什么”。在这种问题的转换之中,他突出了语言的道和说的区分,更进一步地说,是语言的所道和所说的区分。当然,道和说的区分是晚期海德格尔的基本主题,他发现了语言学的悖论,所说并非所道,所道并非所说,而语言的道说只是在其宁静。所说和所道的区分在海德格尔那里构成了技术语言和诗意语言的区分,而后者正是他所要经验的纯粹语言。对此,博德尔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诗意语言为何是纯粹语言?荷马在古希腊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诗人,而是人类的教师,因为他道出了智慧。海德格尔从未在智慧的意义上理解纯粹语言,但是,在博德尔看来,所谓的纯粹语言就是智慧,因为智慧只是关涉自身。如果用语言学的术语来描述的话,那么,智慧作为语言只是没有所指的能指。然而,后现代所理解的这样一种能指的游戏只不过是欲望的语言的活动而已,它与智慧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只是这种作为纯粹语言的智慧将使人走出后现代的话语。 因此,博德尔呼唤把智慧从现代世界之下的世界(阴间)引回世界,把智慧从后现代的暴力中解放出来,让它自由地显现。但是,问题不只是在于智慧,因为在这个所谓的后现代的现代里,人们不可能再成为一个古希腊和古罗马人,所谓的英雄和圣人也不可能再成为人的规定。于是,问题只是在于那给予去思考的,亦即人的居住。 博德尔的思想被称为欧洲大陆自海德格尔以来最重要的思想(费尔,其语见“反叛”封底),他继承了同时又告别了海德格尔的思想,这使他成为了德利达等后现代的敌人般的朋友。在走出这个后现代的话语的时候,博德尔的思想让人思考海德格尔的问题:什么是这个“思想的事情的规定”?这个问题不仅针对西方,而且也针对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