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历史 历史是博德尔思想中的第一个整体。对历史的思考来自于海德格尔的“什么是形而上学”追问,因为他所理解的形而上学就是哲学的历史,亦即关于存在思想的历史。不过,海德格尔不是追问历史学的问题,而是追问历史性的问题。当然,由于博德尔对于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理解和海德格尔不同,所以,他们对历史本身的观点也是各异的。博德尔认为,哲学的历史不是存在遮蔽的历史,而是理性,知识的历史。 对于哲学历史本身的分析,博德尔摒弃了哲学解释学所鼓吹的解释学的效果史及其连续性,效果史必须中止,连续性必须被打断。不过,这毫不意味着福科在“知识考古学”中所主张的思想历史的坍塌,断裂和非连续性。相反,博德尔看到了哲学历史的划时代的本性,历史由于其不同的主题而形成了不同的阶段。任何一个时代都构成了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由开端,中间和终结所构成。 博德尔关于划时代的思想出于海德格尔,而他又源于胡塞尔。胡塞尔的“中断”要求将自然态度悬搁起来从而转入现象学的态度。不过,博德尔的关注点不是现象,而是脱离了现象性的思想。同时,“中断”也不是一种方法,而是在于敞开于那构成了区分的思想的显现。在此,已看到了海德格尔思想在博德尔中的痕迹,即前者主张的对于存在的泰然任之和存在的“持于自身”。与此不同,博德尔却是对于思想的开放,亦即关注于每一时代那给与去思考的东西。 通过对于历史的考察,博德尔划分了三个时代:古希腊(第一时代),中世纪(第二时代),近代(第三时代)。当然,这种划分是西方哲学史的一般常识,无论是黑格尔的哲学史,还是海德格尔的哲学历史的历史性的探索都接受了这一模式,但是,问题在于,哲学时代的共同和不同的主题是什么。黑格尔将哲学史规定为绝对精神的发展史,海德格尔却揭示出历史的历史性是存在显现和遮蔽。与上述不同,博德尔阐释的是智慧和爱智慧(哲学)的关系,尤其是这种关系的开端和终结,以及由此形成的不同的时代自身。 就每个时代的智慧的原则而言,古希腊是正义,中世纪是恩惠,近代对是自 由;就人的规定而言,古希腊为英雄,中世纪为圣人,近代为公民。于是,每个时代也有不同意义的存在:古希腊是在场,中世纪是给予,近代是设立;同时,思想也具有不同的形态,古希腊为洞见,中世纪为信仰,近代为生产。因此,每个时代的哲学的本性也根本不同,在古希腊理论理性优先,在中世纪实践理性为重,在近代诗意(创造)理性主导。这样,它们规定了不同时代的概念理性亦即形而上学。古希腊的巴门尼德,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的主题是关于真理的知识,中世纪的普罗丁,奥古斯丁和托马斯-阿奎那的核心是关于真理的实践,近代的康德,费希特和黑格尔的根本是关于真理的创造。 人们也许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每个时代是这样而不是那样?海德格尔也曾考虑到了类似的问题,不过,他认为,存在历史的划时代既非必然,也非偶然,而只是命运般的,亦即历史的历史性。于是,存在的历史自身建立根据,此外没有另外一个根据,这本身也证明了存在的历史不仅自身生成,而且自身剥夺。海德格尔对历史的这种解释陷入了神秘的境地,与此相反,博德尔认为,哲学历史的发展正是理性自身的发展,亦即理性的整体自身的开端,中间和终结,只是在这种意义上,历史为自身建立根据并因此没有根据。在此,如果谈到整体的终结的话,那么,哲学的死亡便是理性自身的完满。不仅现代,而且后现代思想,由于对于在场形而上学的批判,热衷于宣称哲学的死亡,但是,他们没有区分这是一种什么意义上的死亡。博德尔认为,这种死亡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死亡,它既不是病故,也不是自杀和它杀,而是圆寂,因为哲学完成了其时代的任务,它告别于一确定性中。因此,对于哲学或形而上学的死亡不是幸灾乐祸,死而后快,而是要在其葬礼表示敬意,在其悼词中给予承认,然后与之告别而分离。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