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阳明的学说改变不了当朝的太监们，虽然他们真的“本来无一物”，心却不见得就安分，于是终于没有能挽救明朝。有滥杀的朱皇帝在前，又有十万太监于后，任你个把文人把心修成天使也无济于事。因为对王学的反感，也因为清的压制，清朝的学者干脆又走了极端，去干免谈心性的考据，而明清转换的时期，也大致是笛卡尔生活的年代，近代的理性和科学精神在欧洲完全确立起来，中国人却只能靠几个传教士了解一点外界的变化。待到“大帝”们把古籍篡改得差不多，汉族文人也收拾得差不多的时候，约翰•洛克的自由主义也建立完了。等到考据，训诂也终于搞腻了的时候，英国人来卖鸦片了。儒家的经没有一天不在读，可是到了1879年，西太后也还不晓得英国倒底有没有“总理衙门”，大概觉得这又是“西学中源”的。然而中国的圣人是不绝的，几百年后果然又“有圣人出”，这个圣人对西太后是不耐烦的，但可惜私欲充塞，修为尚不及王阳明之十一，不仅没能挽救清朝，自己还得靠托庇于大英帝国保护。圣人与民众永远是隔膜的，正如鲁迅所言，“中国的一般民众，尤其是所谓愚民，虽称孔子为圣人，却不觉得他是圣人；对于他是恭谨的，却不亲密”。 不过，听说这两年又有人跑到王阳明得道的贵阳修文去装圣人了，要人读经背经，还不许理解。就连以保守著称的林琴南也曾经说过让儿童读经是闭塞心灵的，应代之以读诗歌。据季羡林先生的回忆，在他的家乡山东，军阀张宗昌虽然不清楚自己有多少兵，多少钱，多少姨太太，祭孔却是丝毫不马虎的，他还说，日本军队占领济南的时候，就要求学生都读经，后来日本人撤走，经也就马上不读，改成读新文学了。这本身已经很耐人寻味，但季羡林大师又同时宣布，因为当今世界污染严重，人口爆炸，生态破坏，所以还是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见《牛棚杂忆》），不知这当作何理解。以上列述的问题，是人类共同面临的，并非西方文化独有，也绝非中国文化能独解决。如果灭尽人欲就断了污染，那么季老最为精通的印度文化也应当能当此重任，但似乎没听说印度人这么自夸过。相反，一位名叫Jitendra Nath Mohanty的当代印度哲学家在其著作《印度思想中的理性与传统》（牛津大学出版社1992年）中提出，印度哲学家的一大任务是区分传统文化中哪些部分仍然活着，哪些已经僵死，成为“化石”。中小学生学习古典文化是必要的，本不用装神弄鬼，煞有介事，而且未尝不可如林琴南所言，从文学，而不是经典入手。王国维当年眼见中国人吸食鸦片者众，认为如要改变，首先应当“培养国民的趣味”，也没有号召依靠什么孔孟经典。当代“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恰恰是早年从西学入手，研习印度哲学后，才选择儒家作为依归的。 中国文化和哲学是时代，也是环境的产物，绝不能包打天下。在一个信息舆论仍然一律的环境中的儿童，恐怕尽量学会理性分析，独立思考，“思想脱贫”才是要务。 (作者：伍 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