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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出现的几个“道”字并不是多义或者说是多元的（其实后现代主义之所谓多义、多元本身也不过是一元的），在本书看来，从本质上说，也都不过是一个意思——它仅仅在于先秦儒家纳上下、合内外、上下贯通、内外圆融的中庸之道而已；同时，也让我们重新来认真地回味、体认和感悟一下《中庸》里面的这样一段著名的话： 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 就在这一小段极富总结性的简短话语之中，似乎也没有什么所谓神秘而不可确知的东西。《荀子•天论篇》中有云：“君子以为文，百姓以为神。以为文则吉，以为神则凶也。” 既如此，则不言而喻、不言自明矣！夫复何言？如其言：“至诚如神”——对此，我们不仅信以为真，而且更加深信不疑。 最后，还是让我们情随事迁、有感而发，具体地就当下之所谓“学术研究”与“教育工作”两个方面而写下如下三段十分粗俗而浅显的话，并以此来为本书暂且画上一个近于圆满的句号。 我们曾不只一次地这样想过，一个人文学者总是应把学术研究与自我对人生的体验紧密结合起来的，把历史遗产当作鲜活的对象并把做学问、写文章、发表作品和出版著作作为自我生命的一个自然流程。然而，过去也包括现今的一些学者们，其文章之所以总给人留下僵硬呆板、枯燥无趣、味同嚼蜡、不堪卒读这样一种感觉，其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与其说问题出在文字表述方面，则不如说他们自己尚未把研究的对象看作是活物；换句话说，他们在研究木乃伊的同时，也把自己变成了木乃伊。“哀莫大于心死”。心已死，那么还能指望其文字能够活奋和跃动起来吗？此外，其中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还在于，这些学者们总是乐于说别人说过的话，或者至少总是在用别人的说话方式来说话。此其一也。 其二，众所周知，唐代大思想家韩愈曾于其所著名篇《师说》中有云：“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由此可见，在他那里，所谓“传道”，乃是那些为人“师者”们所理当肩负的“第一要务”或者说是最为根本的东西，其次才是所谓“授业”以及“解惑”；而《中庸篇》中亦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至于《性自命出篇》中，则更云：“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由此看来，所谓教育工作本身，从来都是一项与“道”、“德”密切相关的事业；惟其如此，这项事业才堪称崇高而伟大。而且十分明显的是，其中的所谓“道”又绝非其他任何别的什么一成不变或者说已死了的东西，而应当说是一个与时俱化、与时偕行、生生不息、绵绵不绝的活物；否则，人类历史上伟大而崇高的教育事业恐怕将因此而时断时续、难以为继，而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理由与终极依据亦将因此而荡然无存、了无生气，失去价值和意义。若由此而引发社会混乱或者信仰危机，也便自然在情理之中了。 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奥•施特劳斯（Leo Strauss，1899-1973）这位被认为是20世纪极为深刻的思想家，于是乎，常常要引用柏拉图的话说，就“教育在其最高的意义上而言，就是哲学（education in the highest sense is philosophy）（Strauss，“On Classical Political Philosophy”（1945），p94.In his what is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 于是乎，也难怪古今中外历史上诸多伟大的哲学家们，往往同时还是历史上的伟大教育家——他们曾经在历史上从事着夸美纽斯之所谓“太阳底下最神圣的事业”，并且由此而成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此方面，中国古代的哲学家孔子如此，而古希腊的伟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则亦如此；也就是说，在历史的生动舞台之上，他们都无不自觉或不自觉地成功扮演着“哲学家”和“教育家”的双重角色。那么，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哲学家”仅仅是“哲学家”而不再是“教育家”，或者说，“教育家”仅仅是“教育家”而不再是“哲学家”了呢？这等于是说，文、史、哲到底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了最终的分离、彻底的分道扬镳而使其各自成为一门独立的、互不干涉学科和专业并使从事每门学科教学与研究的人之间怅恨久之于“隔行如隔山”呢？那想必至少当在近、现代或者“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s）之后吧？然而，若藉此再进一步地追问，所谓“文以载道”中的“文”、“道”二者，又是何时最终发生断然分离、独行特立，各行其道、相安无事以致于“文”是“文”、“道”是“道”呢？对此，我们便不得而知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