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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通过从“基本含义”、“论证过程”、“目的性质”、“个人命运”以及“影响程度”等等几个主要方面全面比较了亚里士多德与先秦儒家的中庸之道后，我们不无感慨——感慨于古今的相通、感慨于中外的相通、感慨于人性的相通，感慨于中庸之道原来竟是全人类共同的思想或者精神财富，感慨于它不仅属于中国、属于东方，而且还属于希腊、属于西方、属于古往今来的整个人类世界。其实，普天之下真正可以算得上是“精神”、“道理”或者说是“真理”的东西，总的来说，并不是很多，或者说是少之又少，而且少得已只剩下一个字或者说是一个词并被浓缩和吸纳于哲学思想里面。按照金岳霖先生《论道》中的说法，它在中国哲学中是“道”、在希腊哲学中是“逻各斯”（logos），而在印度哲学中，它则更被称作是“如如”： 从情感方面说，我总觉得印度思想中的“如如”（引用张申府先生底名词）最“本然”，最没有天人底界限。我们既可以随所之而不如如，在情感方面当然最舒服，中国思想中的“道”似乎不同。我觉得它有由是而之焉的情形。有“是”有“由”，就不十分如如。可是“道”不必太直，不必太窄，它底界限不必十分分明；在它那里徘徊徘徊，还是可以怡然自得。希腊底logos似乎非常之尊严；或者因为它尊严，我们愈觉得它底温度有点使我们在知识方面紧张；我们在这一方面紧张，在情感方面难免有点不舒服（金岳霖：《论道》第19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这里金岳霖先生从情感与理智两方面入手，全面地比较了中国、希腊和印度的思想，准确地把握了古今世界三大哲学系列的总体特征，可谓启人心智、发人深思。其中，如果我们将希腊与印度的哲学视为“两端”，那么中国的哲学，在总体上，似乎便处于这一“两端”的中间；而在情感方面，它给人的总的感觉是，既不“最舒服”又不“不舒服”，而是“怡然自得”。这便是中国的哲学，便是中国哲学思想之所谓“中道”、“中庸”与“中和”。这正所谓“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难怪乎在当今世界上，只有中国才有悠悠长达几千年而从未中断的历史；与此同时，这个“道”之所以能够从几千年的历史中从容地走来、又从容地走过了几千年历史，正是在于“帝命不违，至于汤齐”，在于“周虽旧邦，其命惟新”。它既可以说是所谓无形的“道”，当然也可以说是所谓有形的“德”，合而言之，即为所谓既无形而又有形的“道德”；它本自于天、包罗万象，普天之下所有的道理庶几乎都已被其囊括净尽、一览无余，职是故，“不必舍此而别求新说也”；它“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周易•系辞下》）；它“以人度人、以情度情、以类度类、以说度功、以道观尽，古今一也。类不悖，虽久同理。故乡乎邪曲而不迷、观乎杂物而不惑，以此度之”（《荀子•非相篇》）；“致其心之明，自能权度事情，无几微差失”。既如此，“又焉用知一求一哉”（《孟子字义疏证•卷下》）?“又安事支离求之乎”（魏源：《老子本义•论老子》《诸子集成》第3册，第1页，上海书店，1986年7月第1版）？不是有一个成语叫做“万变不离其宗”吗？其实一个“道”字便足以让世人享用不尽、受用无穷了；而且这个“道”，具体在本书看来，就是所谓“圣人之道”，或者说是“中庸之道”。这正有如胡安国之所言，“夫圣人之道，所以垂训万世，无非中庸”——既如此，则的确“不必舍此而别求新说也”。 当然，思想或者思想史本身毕竟不可还原，也毕竟不可复观。于是乎，今天看来，古往今来人们到底在想什么以及怎么想？恐怕已没有人能够完全说得清楚、彻底讲个明白。然而，“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知识本身却并不枉欺。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布林顿（Crane Brinton）才在《社会科学国际百科全书》（《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中，将“思想史”这门学问十分明确地界定为：“一门对知识作追溯性研究的社会学（a restrospective sociology of knowledge）”（Crane Brinton：《International Encyclopedia of Social Science》,McMillan Company and Free Press, 1972.）。于是乎，我们便由衷地对“思想史”这门“对知识作追溯性研究的社会学”信以为真、矢志不渝；同时，知识本身却又并不完全等同于思想。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才这样认为，“人类必须为自己的知识奠定巩固的基础”，并且相信“这个基础就是人的理性”（乔斯坦•贾德：《苏菲的世界》第71页，作家出版社，1999年5月版）。然而，现在做学问的，却常常要在读史之后要发一些空洞无物、无裨于事的感慨；而搞政治的，则又往往于历史茫然无知，宛如一切都是从他上任的那一天开始似的。但通过对先秦儒家中庸之道研究以及通过对亚里士多德与先秦儒家中庸之道的比较研究，我们却感到，在某种程度上，似乎可以作如是说，脱离政治是做人的耻辱、是做学问的耻辱，而脱离学问则同时也是为政者的悲哀、是为官治政的莫大悲哀——这一方面是因为“人是政治的动物”，而在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历史不自今日始”。此外，这更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道统”思想发展历史中，所谓“致广大”与“极高明”、“尽精微”与“道中庸”、“尊德性”与“道问学”以及所谓“道统”、“学统”与“政统”本是一体化的，或者说，它们本是连在一起的一对对相辅相成的思想理念。正所谓“儒者之道则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人类一日不灭，圣道一日不亡也。”（罗振玉：《本朝学术源流概略》，民国十九年刊本）总之，人是政治的动物、是社会的产物，而思想或思想史则又是历史的积淀和回声。那么就让历史来告诉未来：“诗无隐志”，“道无隐情”，“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性存存，道义之门”；与此同时，也让未来去告慰历史：“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行文至此，还是让我们共同来完整地回顾一下董仲舒曾说过的这样一段话： 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此言百王之用，以此三者矣。夏因于虞，而独不言所损益者，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是以禹继舜、舜继尧，三圣相受而守一道，亡救弊之政也，故不言其所损益也。由是观之，继治世者其道同，继乱世者其道变（《汉书•董仲舒列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