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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二十世纪以来，中国的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各种形式的言说所依赖的语境也随之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所谓的“现代化”日益成为波及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主导潮流，而以现代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化”的一个根本特征，如马尔库塞所概括的那样，是一个“单向度”的趋向，“单向度”体现在精神世界里，即是对社会的所有组成成员的思想进行某种一致化的“清整”，以达成越来越普遍的各种“共识”。层出不穷的时尚潮流就是全社会性的消费意向的突出体现。另一方面，社会的稳定也有赖于各种形态“共识”的建立，立法的根本依据应该说也是某种形式的社会历史的“共识”。相形之下，与传统的农耕生活方式相适应的、以个人体证为根本“法门”的“独知”性中国哲学思想则由于其立足之根在于“自足”的自我定位，与现代人“零件”式的角色安排格格不入，因而落入“曲高和寡”、“知音难求”的困境，近几十年来虽然有冯友兰、牟宗三等诸公努力试图用现代话语重新诠释这些传统思想的精华，然而就其影响所及，依然只限于学院的讲堂、书本之内，很难赢得更大范围的“共识”。 实际上，“独知之境”之难以“共识”化是由来已久的。中国社会本来就有一个精英政治的传统，所以历代都有将某些“独知”推而广之的努力，然而其结果又往往大违于初衷。北宋二程“存天理、灭人欲”本是摆脱现实人生的种种羁绊，超越自我，上达更高人生境界的一种有效修养方法，然而经主流话语的竭力倡导后，经过社会生活境况的种种流变后却最终成为束缚人的身心、压迫精神自由的外在桎梏。前文提及的王学余绪也是一例。这种现象既是所谓“大传统”与“小传统”之间矛盾的体现，也说明这种“独知”的智慧型哲学思想原本就不具备意识形态化的素质。与这类现象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独知之境”往往在一向被当作“怡情养性”、“妙手偶得”诗词书画创作中得到充分的展示，并不断触动“知音”和“共鸣”达到“心领神会”的默契。所以，对于当代社会中从事中国哲学研究的每一位学者来说，如何应对“现代化”的全面整合，从而继往开来，为中国哲学重新寻找一个立足点和生长点，恐怕在根本上依然要理顺“独知”与“共识”之间的矛盾。既然中国哲学本来就不具备西方标准下的“哲学性”，而是更接近于审美性。那么不如就让它们继续在艺术的诗意中常青不老，“让罗马的归于罗马，让恺撒的归于恺撒”，后现代文化的“多元化”主张似乎更合乎中国的国情。 （作者：倪南） 注释： [1]徐友渔等：《语言与哲学一当代英美与德法传统比较研究》，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203页。 [2]蒙培元：《心灵超越与境界》，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页。 [3]冯友兰：《贞元六书?新原人》，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526页。 [4]同上，第552页。 [5]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台湾）华藏佛教视听图书馆，第2489页。 [6]僧肇：《肇论?涅槃无名论》,转引自姚鹏等编《中国思想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34页。 [7]玄觉：《禅宗永嘉集?永嘉证道歌》。转引自姚鹏等编《中国思想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 [8]严遵：《老子指归》，中华书店1994年版，第58页。 [9]同[2]，第98页。 [10]参见：葛兆光：《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中国思想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11]左丘明：《国语》，辽宁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9页。 [12]李泽厚：《已卯五说?说巫史传统》，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出版，第42页。 [13]同[12] [14]参见李泽厚：《已卯五说?说巫史传统》，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版。 [15]陈来：《有无之境》，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10页。 [1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转引自姚鹏等编《中国思想宝库》，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8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