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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说，历史很少而且只有在特定的条件下才能进行自我批判，而且这种自我批判的历史阶段当然不可能是作为崩溃时期出现的那样的历史时期。当历史处于“崩溃”的时期，指望通过历史本身的自我批判来实现历史的转轨，无疑是一种天真的想法。改良主义不可能改变危亡中的民族命运，代替批判的必然是革命。在这里，理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取决于它的现实性。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没有出现真正的历史自觉，如李泽厚所言，当“救亡”压倒启蒙，成为社会主旋律时，历史的理性自觉便会隐于其后，让位于更为现实的革命。因此，伴随着十月革命的一声炮响，马克思的理论便首先以一种革命的理论，以一种阶级斗争的理论被毛泽东吸纳。 其次，在毛泽东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初期，就没有把它当作神圣的教条来对待。他考虑的是如何把从马克思那里汲取来的、“没有湖南、湖北”的阶级斗争理论，和中国实际的阶级斗争结合在一起。毛泽东在实践中得出结论：“离开中国的特点来读马克思，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因此，是马克思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⑥ 把“马克思在中国具体化”，是毛泽东毕生为之努力的方向，也是他的哲学最具特色的地方。 毛泽东的哲学非常重视实践。传统儒家重视实践的思想，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毛泽东的头脑之中，也是他理解、运用马克思哲学的基点。《实践论》便宣称：“马克思主义看重理论，正是，也仅仅是，因为它能够指导行动。如果有了正确的理论，只是把它空谈一阵，束之高阁，并不实行，那么，这种理论再好也是没有意义的。”⑦ 因为无产阶级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改造世界，此外再无别的目的。 出于对实践的重视，毛泽东对以经验层面解释马克思哲学的所谓“大众哲学”情有独钟。中国革命的现实紧迫性，需要一种能够真正解决中国实际问题的指导思想。正如马克思所言，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对于当时的中国现实和中国共产党人来说，高度重视实践的哲学可能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接壤、因而也是更能为中国人所接受的最好的哲学。对于中国人来说，毛泽东哲学的意义在于它将马克思的哲学“变为群众手中的锐利武器”（毛泽东语）。 我们同时也要注意另一方面，即毛泽东对马克思哲学的理解与运用，从来就没有离开过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土壤。与王明等理论家相反，毛泽东在咀嚼、品味及宣讲他所理解的马克思时，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把马克思的异国哲学语言转换成中国传统哲学和传统文化固有的语言。这种语言的转化成为毛泽东哲学的基本风格，也使马克思哲学从一个陌生的国度顺利嫁接到中国的深厚土壤之中。在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和哲学理论中，以中国特有的语言方式表述他对马克思哲学理解的地方随处可见。如他的“矛盾精髓说”，认识过程的“两次飞跃”说，“实事求是”思想路线说，“解剖麻雀”工作方法说等等。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创举。没有这种中国化的表述方式，不可能有深入人心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一个民族能够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就一定会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语言和新的内容，为实践着的马克思主义带来民族的风格。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毛泽东以自身传统文化的深厚学养构建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和方法论，并且以此来整合和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因素和成分，不仅使中国人在精神上由被动转入主动，而且也的确以民族化的形式丰富了马克思哲学的内容。 总之，魏斐德对毛泽东思想所给出的大量哲学界定以及他典型的西方逻辑和历史的分析方法存在着武断性，当然他的分析也开启了研究毛泽东的一个独特历史视角，可以弥补国内的毛泽东研究的不足：这种研究往往限制在对某一具体历史时段和某一具体历史事件的评价上，而很少像西方政治思想史研究者那样以一个理论框架来分析、研究毛泽东。（作者：王莉） 注释 ①②③④分别见[美]魏斐德：《历史与意志：毛泽东思想的哲学透视》，李君如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页、第296页、第302页、第302页。 ⑤《毛泽东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9页。 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卷，第534页。 ⑦同上，第1卷，第292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