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皮尔逊 （资料图） 在整个19世纪，自然科学的方法和发现使社会说明革命化。维多利亚女王（1819-1901）时代的社会理论家都坚持认为，实证科学不得不改造知识的逻辑，从而改造对伦理、政治和宗教的处理。尤其是，在达尔文的《物种起源》（1859）出版之前，英国理论家就开始用进化的术语分析社会，不仅仅是用发展的术语（这具有更早的历史），而且特别用生物进化的术语。在该世纪初，马尔萨斯在他的人口研究中就审查了自然定律对社会组织的影响。斯宾塞在他的《社会静力学》（1851）中立足于孔德和生物科学的进化论陈述了他的社会学[ ]。这种孔德主义和科学进化观的结合对19世纪中期的思想家具有显著的影响。在该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间，社会进化变成了社会研究的占统治地位的进路。[ ]当皮尔逊在1892年强调科学方法和结果可以应用于社会问题，并在此后把优生学奠定在社会进化的版本之上时，他代表了这个时代的思想潮流[ ]。 卡尔•皮尔逊（Karl Pearson，1857-1936）是英国著名的哲人科学家。他在应用数学、统计学、生物统计学等科学部门都有重大贡献，在科学史、科学哲学、伦理学、历史学、人类学研究中也成就卓著。皮尔逊不是科学象牙塔和学术修道院的学者，他把科学方法和结果用于社会和历史问题的研究，既出自他的广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兴趣，也出自他的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此同时，剧烈变化的时代和思想领域观点的争斗，亦为他提供了展现智慧的舞台。他是这样描绘那个时代的舞台的： 这是一个伟大的坚持个人权利的年代，同样也是一个极端利他主义的年代；我们看到最高尚的理智力量，同时也伴随着迷信最奇怪的复发；存在着强烈的社会主义动向，可是也有不少个人主义的说教；宗教信仰的极端和明确的自由思想的极端相互争夺。这些相反的特征并非仅仅存在于势均力敌的社会对峙中。同一个人的心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缺乏逻辑一贯性，它将常常在微观宇宙中显示出我们时代的缩影。[ ] 社会达尔文主义是把生物进化学说，尤其是把生存斗争、适者生存的规律用来诠释或阐明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结构的信念，其倡导者是斯宾塞。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后来的演变中往往错误地把生物进化论[ ]滥用于各种社会学说，并不时与保守主义、自由竟争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和种族主义结下不解之缘，从而使社会达尔文主义蒙尘乃至名誉扫地。皮尔逊作为一位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不仅把进化论思想用于认识论，而且也用于优生学、伦理学、历史学、社会学和其他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主义和妇女问题）的研究。在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视野中他既发表了一系列有价值、有启发性的见解和学说，又在某种程度上宣扬了种族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谬论。不管怎样，他在把进化论应用于社会时的态度和方法（注意严格的定义和数值测量）是认真的，也不像有些社会达尔文主义者那样好走极端。 皮尔逊对达尔文及其进化学说评价很高。他把达尔文看作是我们的救助者，是一位给我们生活和我们居住的世界以新意义的人[ ]。他在批评对达尔文的进化论所作的形而上学攻击时说：该理论的确是科学的理论，因为真正的理由在于它不企图说明任何东西。它接受生命事实，是因为我们知觉它们，并尝试用包括诸如变异、遗传、自然选择和性选择这样的概念的简明公式来描述它们。他还批评了华莱士关于进化论不适用于人的历史、否认自然选择是描述文明人发展的充分有力的因素的观点，论证了自然选择对于阐明文明人的历史的充分性。（[4]，pp.421,485）他说： 在40年间，在我们对人类社会成长中的基本事实的评价中，发生了如此革命性的变化，不仅使得历史必须重写，而且也使我们的人生理论必须深刻地更改，同时必须使我们的行为逐渐地但却确定地适应新颖的理论。被斯宾塞的有启发性的但却很少有持久性的工作支持的达尔文之研究，使我们洞察到个体生活和社会生活二者的发展；这种洞察迫使我们重新塑造我们的历史观念，缓慢地扩展和强固我们的道德标准。（[4]，p.1） 皮尔逊对达尔文的思想是这样概括的：在给定的有机和无机环境下，一种个体比另一种个体能够更好地幸存或留下更多更强的后代，这因而被说成是自然地选择，与遗传结合的自然选择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他认为达尔文的进化论实际上要求三个因素——自然选择、性状遗传和导致差异繁殖力的性选择。他把进化概念理解为，有机体的进化是生命形式的进步变化，它通常与从某种形式或较简单的形式发展到复杂的形式相关。生命形式中进步变化的任何原因都是进化的因素。但是在我们能够接受它作为一种因素之前，我们不仅必须表明它似乎有理，而且如可能则证明它的定量的可靠性。[ ]他还表明，“最适者幸存”原理由博物学家首先提出，科学历史学家进一步证实，并修正为“较适者幸存”[ ]。 皮尔逊提出，生物进化论以及自然选择也适用于无机世界。他说，只要我们构想从无机实物到有机实物的完全而逐渐的连续变化，那么我们或者要求物理学家承认自然选择适用于无机实物，或者我们必须从生物学家那里寻找它在生物体进化中成为一个因素的描述。在自然选择中存在着两个要素：有机的或无机的环境，作为消除较少适应这一环境的那些东西的过程的死亡。在行星的早期史及无生代时期的物理条件下，各种物理结构的化学产物的种类都可能出现，但一些种类的微粒群会保留其个体性（稳定的产物），另一些种类的微粒群则被分解或以新形式重新化合，有理由假定稳定产物的物理选择和不稳定产物的破坏可以继续进行。稳定化合物的这种选择是物理进化的真正困难的未来，但它并非与生物界的自然选择正好相同。在这种情形中，环境纯粹是无机的，“死亡”对应于分解为和最终被吸收进更稳定的化合物。这种物理选择也在某种程度上继续影响最早的有机实物的进化（演化）。当环境是无机的多于有机的时候，选择将是物理选择，反之则是生物选择或自然选择。（[4], pp.422-425） 在论述自然选择对于人的历史进化的作用时，皮尔逊指出，每一个种族的最早的历史都遵循能够具有精确科学陈述的人类发展的普遍定律，这一观点正在每天被比较人类学、民俗学和神话学的发现所确认。确实，这些定律的应用在某种程度上随物理环境、气候和地理情况而改变，但是在广阔的轮廓上，无论在哪里人的发展都遵从相同的进程。这种一致性尽管在某种程度上是表观的、模糊的，但多半都是真实的，这是由于在文明的早期阶段，人类的物理环境和较多的动物本能是进化的统治因素。（[4], pp.427）他在谈到能够借助进化原理描述远古史时说： 在给定时期，任何民族的经济条件与它的生殖率和它与它的邻国为土地和食物的间接斗争密切相关。对于任何民族的稳定性而言，所有制、婚姻和家庭生活的主要形式的性质并非少一些重要性。但是，这些形式的连续变化在近代史上通常隐藏在贸易和交换问题之下，在关于所有制、继承权、结婚和离婚的民法之下，或在贫困化、移居和性道德的典型统计量之下。那里有进化的古老因素，但是它们被伪装起来。只有当我们转向较少复杂性的社会成长阶段，我们才能充分把握为食物和性本能的满足而斗争在促成人的发展中所具有的直接意义。正是这种斗争，是在它的最广泛的涵义上描述所有现存的所有制和婚姻体系的基本公式。竞争的现代国家的法律和建制进而根植于所有权和婚姻。性本能和为食物的斗争把个体的人分离开来和联合起来；我们在它们中发现了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本能的基础、个人主义和社会主义[ ]的基础，这是就这些术语的最基本的意义而言的。（[4], pp.428-429） 同样地，在近代社会，也存在着生存斗争的明显例子。近代民族争夺非洲和亚洲的市场，他们为贸易路线所有权的冲突，他们力图降低产品价格，他们力图更好地培养他们的工匠，实际上都能用相同的进化定律来描述，但是这些定律的表现形式要复杂得多、难以分析得多。这种竞争归根到底是生存斗争，它还正在促进民族的成长；但是，历史正如它现在被人所写的那样，在王朝、战争和对外政策的形式的外衣下，掩蔽了那些科学藉以最终概述人类成长的物理学原理和生理学原理。（[4], p.428）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