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襄王图 孝敬父母是个人的美德，这一点毋庸置疑。一旦将“孝”转化为政治手段，用来掩盖权力运作的本来面目，那就会出现很大的偏差。儒家的“孝治”思想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困境。儒家对“移孝为忠”非常感兴趣。选忠臣于孝子之门，成为古代社会的一大风尚。忠孝是儒家的重要观念。从广义上讲，“忠”是诚敬无欺、尽心竭力地做人做事。例如曾子“三省”中的“与人谋而不忠乎？”（《论语•学而》）就说明了这一点。朱熹讲的“尽己之谓忠”，最能概括“忠”的广泛涵义。作为政治观念的“忠”，则属于它的特殊涵义。与“忠”紧密相连的是“孝”。儒家内部有一股“孝治”的力量。他们将“孝”上升到宗教的高度，使其成为统摄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孝经》、《大戴礼记》中涉及曾子的篇幅都是研究“孝治”的最佳材料。在“孝治”的框架中，自庶人以至于天子，都必须践履繁复细微的孝道，否则将会受到谴责与惩治。这一点在瞿同祖先生的《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得到系统说明。 通常所谓王权，在干犯“孝”这一权威准则时，也会丧失其威力，甚至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于是乎，“孝”也成为最佳的道德武器。《公羊传》讲到的襄王“不能乎母”就是比较好的例证。董仲舒将襄王判为“不孝”，明确指出：“出天王而不为不尊上”（《春秋繁露•精华》），为废黜襄王提供了理论依据。究竟襄王“不能乎母”意味着什么？这需要我们对“天王出居于郑”进行认真解读。 一 《春秋》僖公二十有四年“冬，天王出居于郑”。这是一条极为醒目的记述。本来，天子是天下人中最高的权力享有者。儒家津津乐道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正是对天子威权的描述。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历史上，并没有哪位天子真正达到这种统治效果。与那些身死名臭的天子相比，周襄王“出居于郑”算是幸运的了。 首先，解读公羊学中“天王”的涵义。在公羊家所传的《春秋》经文中，有“天王”、“王”、“天子”的称呼。崔适《春秋复始》卷二十九专门讨论了“王称天王天子”、“王去天”的情况。关于“天王”的称号，何休讲解的最为透彻，指出：“言天王者，时吴楚上僭称王，王者不能正，而上系于天也。春秋不正者，因以广是非”，就是说，《春秋》经文将周天子称为“天王”，是为了区别于吴王、楚王等夷狄之君。但其中也有批评周天子的意思。二百四十二年间，周天子违背礼制，屡见不鲜。 其次，“天王出”是非常值得研究的《春秋》笔削大义。这个“出”字值得玩味。先看另一出与王室成员到诸侯国避难的事件，加以反证。襄公三十年“王子瑕奔晋”，经文不书“出”而书“奔”，何休认为：“不言出，周无外”。从礼制上讲，周王作为诸侯的共主，将一切诸侯纳入统治范围，可以称得上“无外”。王子瑕避难，逃到晋国，属于“奔”的情况。范宁对此的解释是“不言出，周无外”。既然王子瑕到晋国避难都可以称为“奔”，那么此前襄王到郑国避难，为什么不能称为“奔”呢？是否与“周无外”的依据相背离？《公羊传》的解释是“王者无外，此其言出何？不能乎母也。”可见，襄王逃到郑国避难，是因为不能得到母亲的支持。 再次，襄王之母在这场政治波动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既然《公羊传》认为襄王“不能乎母”，就是何休所讲的“不能事母。罪莫大于不孝，故绝之言出也。下无废上之义，得绝之者，明母得废之，臣下得从母命。”从表面来看，襄王得罪了母亲，属于不孝。《孝经》所谓“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于不孝”，天子不孝，是否也要受刑？又有谁敢对天子用刑？这是一个棘手的问题。按照何休的理解，臣下没有权力对天子用刑，只有天子的母亲才能飞触天子。臣下想要有所行动，只能追随天子的母亲。这样一来，臣下通过天子的母亲这道中间环节废黜天子，致使天子逃亡郑国避难。 最后，襄王贵为天子，如何面对母亲的责难与绝罚？按照《孝经》勾勒的“五等之孝”的模式，天子也被纳入“孝治”的范围。如果襄王胆敢对母亲采取政治行动，那么将彻底沦为罪人，不仅会失去权势，而且将身陷绝境，成为万世唾骂的恶徒。相比之下，逃到郑国避难，不失为明智之举。 当然，这种解读方式的出发点是儒家伦常，而不完全是历史事实。历史上的“天王出居于郑”的全貌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已经很难回答了。现代人只能通过史料分析来获得一些信息。至于它们是否与史实相符，那就无从可知了。以历史事件作为例证，讲述伦常与权变之术，这是“经”的专长；原原本本地讲述历史事件，从中归纳总结兴衰更替的道理，这是“史”的专长。“经”脱胎于“史”，又不等同于“史”。就“天王出居于郑”这件事来讲，探讨它的来龙去脉，为后世提供警示，这是史学的工作；以特有的礼制与伦常去解读事件，将拨乱反正开太平之道寓于史事之中，这是经学的工作。二者既有区别，又有重合，共同发挥着人文教化的作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