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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以后，随着儒家学派的发展演变，其思想学说也不断地围绕着孔子的思想核心而展开出去，如关于义利之辨问题、人性善恶问题、德性与才能问题、天理人欲问题等等。其中每一类问题都可以开展出一系列子问题，历史上的儒家各派也就是在探讨这一系列的问题，并形成了繁富的理论体系。这些理论体系尽管很庞杂，但说到底无非四个范畴：个人、家、国、天下；一个命题：“内圣外王”。 二、一百多年来儒学的遭遇 儒学作为一种农耕文明的思想文化，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演变后已经达到了极致。然而，当工业文明进入人类社会，世界历史成为人们的经验事实时，它所固有的结构性矛盾也开始暴露出来。如工具理性的缺失。由于儒学突出强调了现实、人世和实用，就势必造成轻视抽象的思辩、纯理论的探索，缺乏对自然界的深入观察和研究的兴趣。所以中国古代的学者一般都缺乏为学术而学术的研究精神，总是把学术与现实人世结合在一起，认为学术就只是“知人论事”、“经世济民”和“修己治人”，而其他都是“小道”、“小技”，不值得重视。由此也就造成中国古代理论科学研究的不发达，尽管中国古代具体的技术有相当的成就。再如，由于儒学过于重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因此对制度层面的创设问题也关心得很不够，重“人治”而轻“法制”，“伦理社会”的性质在中国长期得以盛行。 随着中国跨入近代门槛后，在西方文明的严峻挑战下，中国传统文化逐渐踏上时运不济的蹇途，而儒家思想首当其冲地遭到了猛烈批判。从十九世纪末谭嗣同的《仁学》猛烈抨击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正统意识形态及政治体制为“乡愿”和“大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等为代表的一批先进知识分子提出“打倒孔家店”，要请西方的“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帮助中国人解决民族“劣根性”的“顽症”。总之，当时最先进的中国人几乎一致认定，中国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过程中已彻底失败，“吾人之最后觉悟”，说到底，就是“孔子之道”、儒家思想不再适合现代生活了。 必须承认，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新文化运动中的文化批判和伦理革命，有其历史进步意义及合理性。因为，从历史发展进程和儒家思想历史地位来看，儒家历来与佛教、道教不同，后者总以“方外”自居，即始终与现实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而前者却总是处在历史舞台中心，与国运浑为一体，忧乐共当，在中国历史上长期担当着治国安邦和导向文化的重任。这自然也会带来一些负面的影响，如政治上的君主专制、经济上的重农轻商等，尽管我们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专制和抑商并非完全由儒学所致，但儒家思想的作用也确实应该负相当的责任。所以，自鸦片战争后，中国中世纪社会趋于全面解体，国运维艰，社会经济、政治结构出现剧变。当一些先进的中国人为了砸碎旧世界、创造新中国，把希望的目光转向西方寻求“真理”之时，其愤怒的情绪自然地转向对传统思想尤其对作为正统文化象征的儒家思想的批判，这应该说不难理解。因为当时这些先进中国人的思考和追问，始终深契于“落后挨打”、“中国向何处去”这些关乎中华民族命运的大问题。 当然，肯定其历史进步意义，并不等于承认“五四”先辈的每一个批判都必然具有思想文化意义上的理性。反之可以说，由于心态上的不平衡和运思上的片面性，“五四”的许多文化批判多半仅停留在激进和空洞的呐喊上，缺乏一种实事求是的、具体分析和理性的批判态度。我们自不必去苛责“五四”的先辈，他们有那个时代的特殊语境。这里只想指出一点，由于当时过多情绪化、片面化的批判，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上的误区，即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都是过时的、有害于现代化的，应予以全盘否定。更令人遗憾的是，这种误区竟又成了一种共识，反传统遂成为百年来中国反复而常新的强势话语，反传统的思潮也一波接一波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