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而在钱塘江以南中国，包括广东，工业化的重心在基层，工业化的收益也在相当程度上向基层社会倾斜。基层民众以主体身份，相当广泛地参与了城镇化过程。比如，村民土地出租为工业厂房，或者农民开发房屋用于出租。这样，工业化、城镇化的成本—收益在民众和各级政府之间的分布较为均衡，在民众内部的分布同样较为均衡。 由此可以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钱塘江以南中国未必是全国人均收入最高的地区，但此处的基层民众最为富庶。这些地区确实做到了“藏富于民”，而且，财富在民众之间的分布也比较均匀。也就是说，钱塘江以南中国社会内部的贫富差距可能相对较小。一个可能的解释是，自发性社会组织内部的信用网络被民众很自然地转用为产业扩展网络。先富者不是建立产业垄断，而是沿着这个信用网络，把自己信任的人卷入自己所在的产业，信用网络业发展成为财富传递网络。换言之，自发性社会组织约束、引导人们走上了一条在信用网络内共同富裕的社会经济模式。这一点，在温州人中表现得最为清楚。 由这一点可以看出，自发性社会组织在一定程度上控制着其成员的财富生产过程，于是，新增财富就被用于维护基层的自发性社会组织了。在北方，工业化、城镇化导致人与人之间固有的社会关系网络趋向解体，也就是社会趋向解体，且没有创造出任何修复、重建机制。在钱塘江以南却呈现出相反的趋势，人际间关系网络似乎趋向于紧密。 总之，在包括广东在内的钱塘江以南中国，文化、社会、经济构成了一个相互支撑的有机网络。也因此，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并未伴随社会解体与社会失序，而这两种现象在北方十分明显。广东之所以没有失序，原因在于儒家价值及其所塑造的制度让基层社会维持着较高组织化。这样的社会有一定的能力吸纳一个大大扩大和深化了的市场的冲击，并可更进一步，将其所产生的收益用于巩固自身。由此而形成“儒家式现代秩序”——尽管这些秩序现在并不完全成熟。 也就是说，较为深厚的儒家文化根底充当了钱塘江以南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决定性基础。用大多数指标来衡量，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现代化程度高于北方，而我们上面的分析表明，其根本原因与一般所论者相反：恰恰是因为，此处的儒家文化保存得比北方更为完好，从而为人们提供了卷入现代化过程的制度资源。 由此我们或许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理解现代中国历史变迁的一般性命题：现代历史上，中国各地之现代化速度未必由其开放程度所决定，而由其社会的组织化程度所决定，而组织化程度又是由儒家文化的保存程度所决定的。在90年代初关于亚洲模式、儒家资本主义的讨论中，人们论证了儒家价值有助于经济增长，本文则愿意指出，需要从组织和秩序的角度理解儒家推动经济增长之用。反过来，儒家的这一作用让现代化过程是受控的，从而让经济增长不至于变成社会秩序的破坏者，反而可以稳定秩序。归根到底，儒家的整体规划是致力于构建和维护合理秩序，经济增长也不过是这一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已。 四、从文明复兴角度构思广东之未来 遍观全国，钱塘江以南中国的现代化过程是最为可取的：现代化是在既有的儒家价值、制度的包裹下进行的，这些价值和制度大大降低了这些地方的交易成本，因而，这些地方的经济增长速度最快，并且增长的财富主要被民众所分享。而这些财富反过来也支持了社会秩序，而不是撕裂社会。概言之，这个地方最中国，也最现代。 这一事实足以证明，儒家传统绝非现代化的障碍，而是健全现代化的通道。反儒家传统就是在拆现代化的墙角。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但社会变化的理性之道本来就是孔子所说的，于“因”中有所“损”、“益”，全盘重建只能是全盘破坏，而不可能有建设。今日中国人所面临的问题，恐怕就是基于儒家价值构造现代制度，形成中国的现代秩序：它是中国的，也是现代的。“中国”之根本就在儒家，因为儒家守护着华夏之道，因而，中国的现代秩序就是儒家式现代秩序。 广东模式的真正价值也正在于，在这里，由于种种历史原因，儒家与现代于相契中共生。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中国的现代秩序已在包括广东在内的钱塘江以南中国展开了。构想广东之未来必须具有这样的视野，必须具有面向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文化与文明自觉和责任感。 为此，广东精英群体在思考广东未来时，首先需要克服急功近利心态。广东的优势本来就不在于其速度，而在于其工业化、城镇化的合理模式，在于其比较健全的社会秩序，概括而言，在于现代化模式的健全性。较快增长速度只是健全秩序的产物，属于次一层级的价值。因此，广东人不必为经济增长率的下滑而焦虑。社会秩序维度的得分，已让广东跃迁到更高级的层面上，完全没有必要与其他省份进行经济增长率的竞争。相反，广东有更为重大的历史使命：广东完全可以、也应当面对中国的未来，思考如何让自己的秩序更健全，以推动中国的现代秩序之成熟和扩展。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