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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主义持续了一百年的这种激进反儒态度，激起了新兴的儒者的强烈反弹。新一轮政治儒学和儒教思潮具有较为强烈的信仰成分，因而反弹也就更为强烈，他们对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自由、民主等理念，明确地表示了怀疑，甚至提出直率的批评——不过，这种批评经常并不意味着否定、拒绝。自由主义者纷纷皈依基督徒，并依据基督教教义来抨击儒家，也强化了儒者对自由主义的不满。 儒家对自由民主的批评，让头脑简单的自由主义者更加确信自己对儒家的警惕性先见之明。他们抨击儒家的态度更为坚定。于是，在当下的中国，形成了自由主义联合基督教为一方，而儒家——尤其是那些具有较为真诚之儒家信念的草根儒者——孤独地作为另一方，展开了思想与宗教对抗态势。 当然，过去若干年来，也有若干自由主义者经过蜕变，放弃了现代自由主义的反传统教条，亲近或者接受儒家。笔者就是其中一员。不过，与自由主义者皈依基督教阵营的宏大气势相比，自由主义之儒家化，显然不成气候。基督教自由主义者在自由主义圈子中可能得到尊敬，儒家化的自由主义者却经常被指控为背叛者。 然而，这一次孔子雕像事件中所发生的一件奇异现象，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自由主义反儒家之传统立场的荒谬性。有一些自由主义者明确反对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雕像 。自由主义表达这样的态度，人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令人惊讶的是，这一次，众多毛左派也高调反对在天安门广场树立孔子雕像。 这一景象实属诡异。本来，在中国大陆的各种意识型态中，再也没有比自由主义与毛左派之间的对立更为直接的了。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一直在强烈抨击乌有之乡，也在严词抨击重庆的“唱红打黑”活动。但现在，围绕着孔子雕像，双方却唱着同一首歌。而且，在这个大合唱中，毛左派的立场比自由主义者更为坚定，他们的声音更为高昂。笔者无法想象，面对这样的景象，那些沉浸于反孔、排儒情绪的自由主义者，该作何感想？ 也许，这一事件表明，继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型态溃散之后，另外一种重要的意识型态，现代自由主义反传统的立场，也已经走到了尽头。自由主义与这个社会中最不理性的毛左派竟然进行合唱，说明自由主义在这方面一定出问题了。 问题的根源在于时空的错位。新文化运动时代的中国还是传统的，胡适所反对的妨碍个体解放的制度，也许与儒家有关联，因而或有一定的合理性。殷海光在台湾激烈反对儒家，就已经相当荒唐了，因为，海峡对岸的大陆当局正在疯狂地“破四旧”，摧毁儒家。今天当大陆当局正在羞辱孔子、羞辱儒家的时候，自由主义抨击孔子、儒家无异于落井下石，显示了理智上的混乱与政治上的不成熟。 自由主义假如要有一个未来，就必须在政治上成熟。而政治上成熟的最为重要的标志，就是放弃百年来的反儒家意识型态。经由放弃这种意识型态立场，自由主义也许可以重上正轨，在中国历史演进的关键时刻，发挥更为恰当、也至关重要的作用：完成现代国家秩序之构建。 人们经常引用美国学者贾祖麟基于胡适研究而对现代中国自由主义作出的经典评论：“自由主义之所以失败，是因为中国那时正处在混乱之中，而自由主义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义的失败是因为，自由主义所假定应当存在的共同价值标准在中国却不存在，而自由主义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产生这类价值准则的手段。” 这样的论说看似机智，实则错得离谱。放宽自由主义的定义，那可以说，在西方国家的现代历史上，自由主义施加给自己的职责，就是构造优良秩序，而绝不只是等待着做现成秩序的消费者。这样的秩序涵摄各个方面，如法治、分权体制、民主、产权制度等等。 现代中国历史上的自由主义者同样如此。只不过，由于种种历史的机缘，胡适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走上了反传统之路。有些人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从边缘化的知识分子，到同样边缘化的革命者，支配了现代中国历史进程。边缘人从事了最为大胆的破坏行动，在传统秩序的废墟上，建立了一种最极端的统治秩序，它由无神论的意识型态支撑。在这一意识型态溃散之后，大陆当局有意无意地鼓励物质主义。当代中国社会之物质主义，纵向地看是史无前例的，也许只有商末、明末可以模拟；横向地看，也是独一无二的。这样的物质主义与它之前的意识型态一样，已经让中国人跌入虚无主义的深渊，中国的社会秩序因此而处于逐渐解体过程中。在这样的精神与社会基础上，似乎很难建立起可稳定运转的自由宪政秩序。这一秩序需以正常的生活秩序为前提。那些较为顺利地建立了现代自由宪政秩序的国家，无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当下中国的情形则十分特殊，经过数十年的猛烈冲击，精神、社会秩序本身已经千疮百孔，接近溃散。 于是，中国大陆具有构建现代国家秩序之雄心的自由主义者，就不能不同时承担两项任务：重建人的精神与社会，同时构造宪政制度。而要完成前一项任务，自由主义就必须对过去一百年的反传统的传统立场进行反思，并与传统和解，当然，主要是与儒家和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