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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5)

http://www.newdu.com 2018-01-06 儒家中国网 佚名 参加讨论

    三、广东经济社会模式之文化理解
    前文论证了,儒家文化在广东保存较为完整,而借助于儒家价值和制度,广东的基层社会之组织化程度较高。
    这里需要指出一个显而易见、也得到相当广泛研究的事实:70年代中期以来,儒家价值和相关制度,主要是宗族制度,在钱塘江以南地区获得较为迅猛的恢复。这一恢复过程与国家权力之基层控制的放松、退却,互为表里。
    论及广东基层社会组织之保存和恢复,必须考虑上面提及的跨境社会网络的因素,对广东而言,主要是香港因素、南洋因素。华侨输入了资源,华侨在被阻隔之后陡然释放的强烈的价值需求,给广东基层社会恢复其传统组织以强大的外部驱动力量。当局基于统战考虑,容忍了这些外部资源参与儒家价值和制度在基层社会之复归。而浙江南部地区则缺乏这一因素,因而其传统复归的程度似乎不及广东。而在广东,以宗族为代表的自发性社会组织机制得以较为完整的恢复。
    由此,在广东,基层社会形成了一种比较明显的混合型治理架构。人民公社虽被取消,国家权力之控制末梢仍部分地保留着,这主要体现为村党支部。90年代开始引入的行政村村民民主自治制度,与自治本义相背:所有村庄采用统一的治理模式,也即以民主选举方式选举村委会,尤其是村主任。这一点清楚体现了国家权力控制乡村的意图。在北方,由于自发性社会组织体系只在很小程度上恢复,这两个机构得以大体上保持着垄断地位。在广东,这两个机构却不得不与大体上复归的基层自发性社会组织共处,共同治理村庄。
    以宗族为代表的这些自发性社会组织在钱塘江以南中国之村庄享有相当广泛的治理权威,并且拥有足够强大的资源动员能力。在这种格局下,两个国家正式机构的性质也发生部分变异,而具有了一定的社会属性,也即,其人员的产生方式、运作模式受到自发性社会组织的影响——这一点,在20世纪中期就在较低程度上存在。对于这一倾向,政府、学界之主流长期持有负面看法,但又无力予以改变。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后,钱塘江以南中国基层社会的这种混合治理模式已经成为一个惯例,不仅被民众所习惯,也被当地官员所习惯。学界似乎也越来越倾向于放弃其现代性迷信,承认其正当性。
    这一惯例促成广东治理架构的一个明显而重大的特征:治理权威向基层倾斜。在北方,村庄和乡镇已基本陷入治理空虚状态:或者无事可办,或者没有资源。比如,乡镇的财政已由县财政代管。村的公共生活则几乎消失。在这些地方,已经很难说存在真正意义的基层治理。但在广东却存在着真正的基层治理,也即,乡镇和村两级治理主体均拥有广泛的治理权威,尤其重要的是,它们拥有强大的资源动员、获取和支配能力。这样一来,县一级治理其实也就不重要了——事实上,在珠三角不少地方,确实没有县级建制,比如,东莞市、中山市的管理架构是地级市管理若干乡镇、街道。导致这一奇异现象的原因在于,自发性社会组织在广东比较发达,而这类组织天然存在于最基层,它们的强大治理能力对县、市两级政府之治理,产生了比较明显的“挤出”效应。
    广东的经济增长就是在这样的治理架构中展开的。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广东经济结构的一大特征:经济活动重心在基层,工业化呈现为基层工业化,也即,从经济增长的行政主导主体来看,工业化过程主要在村和乡镇两级治理框架内展开。借助于自发性社会组织所生成的信任和信用,借助于海外社会联系,基层民众参与创办了很多企业。村、乡镇则以土地参股等方式参与其中,并负责向企业提供相关基础设施。这样,在广东,与北方、甚至与江南不同,大量企业是由村和乡镇政府管理的。他们获得了这些企业的税收和准税收,借助这些资源,村和乡镇政府反过来又可以以参股等方式兴办企业。这基层工业化模式,存在于整个钱塘江以南中国。
    包括广东在内的钱塘江以南中国的这种基层工业化模式塑造了引人瞩目的城市化模式:基层城镇化或乡村城镇化。比如在广东,由于基层工业化,诸多村、镇汇聚了大量工商产业和工商业人口,也兴建了一些现代基础设施,因而具有了城镇的雏形,有些镇的聚集人口达到几十万。只不过,由于制度约束,这些人口与工商业聚居区目前无法完成城镇化过程,而处于“半城市化”状态。
    至关重要的是,广东的工业化、城镇化过程因为在自发性社会组织体系的包裹之下展开,因而,快速的经济增长没有撕裂基层社会。
    这种撕裂在其他地方深刻而严重。比如,工业化在中西部地区的直接后果是,青壮年人口大量外出,本地社会失去组织之主体,公共生活凋敝,社会陷入半解体状态。这些地区的本地工业化也通常由县以上政府主导,工业化的收益主要被这些政府和以外来人身份出现的当地、外地商人获得——即便是本地商人,由于已脱离本地社会结构,也具有外来人意识。本地基层民众从工业化过程中没有得到多少收益;相反,他们经常是工业化的受害者,比如遭受严重的水、空气污染而无法获得补偿。另一方面,钱塘江以南之外全国各地的城市化几乎都是权力主导,城市化其实呈现为“大城市化”。这些城市也借助行政权力抽取周边小城市和乡村的资源。于是,快速城市化过程也就伴随着城乡间收入差距的扩大、城市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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