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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院”的建制，最为清楚地表现了当局对儒家的实用主义心态。政府投入巨资在全球各地建立孔子学院。这当然意味着，当局在某种程度上已悄然改变了对孔子的官方评价。毛时代，官方一直在批判孔子。现在，官方不得不承认孔子是中国文化、中国文明和中国的象征，孔子是中国在世界体系中主张自己主体性的唯一正当符号。在天安门广场边缘树立孔子雕像，意味着当局已经半遮半掩地试图基于孔子，重构其统治的正当性。 然而，到头来，孔子学院只是一个单纯的语言教学机构，而并没有传播孔子的实体性价值理念。这并不是当局根据“韬光养晦”战略，而暂时采取文化上的克制措施；看起来，孔子学院根本没有传授孔子思想的意图。因为，当局本身并没有归宗于儒家。在国内，当局没有设立类似的孔子学院，并不准备以孔子、儒家的价值教化人民。 而孔子雕像立而又废，更为戏剧化地表明了当局对孔子、对儒家的深层态度。当局清楚，要实现国家的常态化，就必须与传统和解，与儒家和解。当局最初同意竖立孔子雕像的象征意义正在于，准备让孔子替代毛泽东，让儒家思想替代马克思主义，至少是部分地做到这一点，从而结束自己的统治权与中国文明之间的隔膜、冲突，给自己的统治权增添一些历史的和道德的正当性。 但是，“毛左派”毫不留情指出了这种做法与官方意识型态的根本冲突，他们发出强烈的抗议，迫使当局作出了悄然移走孔子雕像这一大大失分的决策。此一事件证明，毛左派将成为当局回向孔子的最大障碍，这个毛左派正是中共意识型态的原教旨主义者。 伴随着对文革的反思和部分清算，1980年代中期，毛泽东本人及其思想变得声名狼藉。但是，大陆当局基于意识型态和政治正当性的考虑，没有完全清算毛。这样，毛的神话和思想就潜伏在官方意识型态体系的最深层，只不过在此之上，邓小平和他的继承人迭加了一些现代的、开放的理念，比如增长、市场、法治等等。也就是说，大陆当局的意识型态呈现为双面或者说双层结构：底层或者框架是毛的，上层或者说细节上是邓的。这也就意味着，尽管当局部分地告别了毛，但毛随时可以归来。呼唤毛的，可能是党内原教旨主义理论家，也可能是普通民众。 1990年代初，经过短暂潜伏的毛泽东崇拜和毛思想就再度复兴了。当时，大量国有企业工人下岗，乡村也因为政府的压榨而出现治理危机。很多对现实不满而缺乏替代性信仰和观念的底层民众，本能地转向了他们最为熟悉的毛。在这些底层民众中，对毛的崇拜演变成为一种具有政治诉求的民间宗教，而与各种新兴宗教的性质较为接近。 这种怀旧情绪在理论界的表达，就是“毛左派”。只不过，这一次它的理论极其粗糙。但是，它直接关联着当局的意识型态和统治权的正当性，因而它相当理直气壮，因为它确实享有某种政治上的优势地位。 也正是这种优势，在过去两年中催生了“重庆模式”。这一模式的经济方面，与其他地方毫无二致，其唯一独特的地方就在于毛的治理方式的部分复归，也即“唱红打黑”之类高强度的意识型态和政治动员。不过，它追求大资本驱动之经济增长的策略，与这个意识型态关于平等的承诺是内在矛盾的，因而注定了是不可能成功的。 尽管如此，在当下的意识型态场域中，毛左派依然具有足够的观念和政治力量。孔子雕像矗立于天安门广场旁，作为毛的意识型态的原教旨主义者，毛左派立刻敏感地联想到毛泽东的正统性问题。于是，他们提出了一个当局不敢面对的质疑：树立孔子雕像，是不是要抛弃毛的意识型态？在毛左派看来，毛是神灵，他的思想和政治地位是绝对的，不容任何人挑战。仅从这一点上说，孔子就是毛的敌人。树立孔子雕像，必然损害毛的绝对性，而没有绝对性的毛是没有意义的。因此，他们强烈要求拆除孔子雕像 。毛左派与儒家爆发了第一次重大的正面冲突，这种冲突的烈度，远远超出了自由主义与儒家的争论。 这一冲突再清楚不过了表明了大陆当局与儒家关系的基本性质。当局目前所关心的唯一事情乃是维护统治权。作为借助意识型态获得权力的革命党，它深知，如果没有坚实的意识型态支持，统治权必然难以稳定。而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的官方意识型态已经溃散。因此当局有意借助中国传统，主要是孔子、儒家，重建官方意识型态。甘阳、丁耘等学者也意识到这一点，因而为当局提供实现意识型态转换的策略。他们苦心孤诣，试图沟通毛与孔子。 但是，大陆当局统治权与意识型态的直接关联，又让当局无法真正地转向儒家。因此，在树立孔子雕像过程中，当局就遮遮掩掩，扭捏作态。这就已表明，它对于承认儒家，依然是三心二意的。面对未曾预料到的毛左派的进攻，当局又无从辩解，甚至根本不敢辩解。惊惧之下，当局只能匆忙做出搬走孔子像的决策，而全然不顾此一决策可能在儒家群体中引起的反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