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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教的学理因素的缺乏，不仅与问者因崇信态度而一般不会寻根问底有关，也与这种教所体现的伦理实践性质有关。充满是非对错的判断，正是伦理生活的特性。日常生活中，因行动而面临的价值问题，一般不是基于抽象学理的需求，而是为解决或解答具体情境问题的需要而提出的。即使是“子贡问政”或“季康子问政”这种相对抽象的表达，也可能是记录者概括的结果。原本很可能如“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或者季康子问的“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这种特殊的问题，答案得满足提问者的需要，必须具体化，而非提供原则性意见。反过来说，普遍真理或基本原理可能对解决问题无济于事。从普遍原则到实践决断之间，有一个复杂的思想程序，包括许多决疑解惑的过程。在通常情况下，它不是靠逻辑推论而是凭直觉判断决定。因此，许多中间环节的省略是必然的。普遍原理或终极真理，只有在日常价值信念遭到怀疑的情况下，才会加以讨论，为之辩护或澄清。这种情况，在回答子路对“正名”政纲的不信任，和宰我丧礼“三年问”时，初步表现出来。正名论在名、言、礼乐、刑罚与民之行为之间，串起一个有递进关系的逻辑链条，其中任何一个前项都是后项的必要条件，从而表明正名作为根本的政纲的必要性。而“三年丧”是否可缩短的争论，则是在反复讽喻启发，而宰我依然不觉得缩短丧期会心不安的情况下，孔子才说出“子生三年，然后免于父母之怀”，作为需要用“三年丧”回报的理由。然这种情况在《论语》中极为少见。 《论语》人物的论说方式与其日常生活方式是一致，它是常规的伦理语言。伦理与伦理学两个概念应该有适度的区分。这种论说方式包括有深刻的伦理意识和丰富的伦理经验，但它不是后来学理意义上的伦理学。黑格尔说《论语》“所讲的是一种常识道德，这种常识道德我们在哪里都找得到，在哪一个民族里都找得到，可能还要好些，这是些毫无出色之点的东西。孔子只是一个实际的世间智者，在他那里思辨的哲学是一点也没有的。只有一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的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什么特殊的东西。”[8] 这是思辨哲学的偏见，但说它不是理论论说则是事实。缺乏充分的辩论很可能是它学理化程度不高的重要原因，对比苏格拉底的辩证法也许能说明一些问题。辩证法也是对话而且可看作一种“问答体”，但主要提问者是苏格拉底，而非他的对话者。问题的答案也非由苏氏提供，而是在问答的过程中，往合乎逻辑的方向推导出来。[9] 问－答关系的转向，意味着思想方式的不同。《论语》的问答中，孔子几乎不提问。仅有几个疑似提问的例子，有两例是孔子让弟子言志的，如《公治长》中“颜渊、季路侍坐”章与《先进》中“子路、曾晢、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其要点不是辩论而是了解与表白。这就不难理解，子贡会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公冶长》）因为性与天道（如果不是指人格神），涉及的都是要用普遍的超验的眼光打量的对象，而这种问题应该是思辨逼出来的。《论语》中孔子关于命的陈述当然含有某种超凡的精神气息，但它往往是一种自我安慰的表达，而非与弟子讨论的内容。伦理思考所要导出的道德哲学以至宗教哲学的构思，仍需要进一步的思想冲动。 朱熹说过：“孔门问答，曾子闻得底话，颜子未必与闻；颜子闻得底话，子贡未必与闻。今却合在《论语》一书，后世学者岂不幸事！但患自家不去用心。”[10] 这意味着从语用角度读《论语》，需要区分两层语境。一层是孔子与弟子或时人在谈话时的各种特殊语境。这些语境在时间、地点上是分散的，不同对话参与者，对其它对话内容，并不互相了解。后世读者对每个具体语境的了解都非常有限。另一层是《论语》展示的文本语境，由于语录的集合，导致读者对不同对话语境有整体了解的机会，这样对孔子及其思想的把握可能更有完整性。但是，原始话语一旦进入记载，它的论说层次就有区别。相应的信息，从前者转入后者，必然经过选择以至变形。由于记录者是弟子，选择的原则就与弟子的眼光或立场有关。孔子以伟大导师而非失意政客的形象呈现在《论语》中，应当与此有关。孔子在世也有他的敌人，这一点《论语》并不讳言。政治上不说，思想上的异己，《微子》篇传递了一些重要的信息，如楚狂接舆、长沮、桀溺、荷蓧丈人等人。然而几乎没有孔子与他们思想交锋的记录。也许这类隐者的态度导致双方难有辩论的机会，但孔子似乎也没有在弟子中对之进行批判的行动。究竟是孔子基于自信而对之不屑一顾，还是弟子因轻视而没有记录，我们不得而知。然而，正是这种潜伏着的隐者思想，后来发展集结在《庄子》中，构成对儒家思想的重大挑战。换句话说，我们是在《论语》记录者与编纂者筛选的信息或者设定的视野中理解孔子的。孔子向那个时代所传递的信息，与弟子通过《论语》向后世所传播的，不能等同。 无论如何，《论语》传达了孔子及其弟子思想与生活的丰富信息。同时，其论说方式不是提供精制而封闭的概念大厦，而是展示深厚且辽阔的思想土壤，其前景取决于耕耘者的努力与才能。“夫子教人，零零星星，说来说去，合来合去，合成一个大物事。”“孔门教人甚宽，今日理会些子，明日又理会些子，久则自贯通。如耕荒田，今日耕些子，明日又耕些子，久则自周匝。虽有不到处，亦不出这理。”[11] 朱熹的说法，是这位传道者领会了《论语》论说方式的真切经验。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