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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 近期学界对“四书学”的重视，可以看作这种取向的一种努力。初步成果有黄俊杰编的《中日“四书”诠释传统初探》（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4年），和《东亚儒者的四书诠释》（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年）。编者明确讨论了“四书学”这个概念。此外，不以“四书学”标题，然整体上讨论宋儒尤其是朱熹的“四书”诠释，也是这种努力的一个部分，最新成果较集中于刘笑敢编的《经典诠释之定向》（《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专题著作则有周春健的《元代四书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朱汉民和肖永明的《宋代四书学与理学》（中华书局2009年）。 [2] 西方对discourse的哲学研究，源于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和奥斯汀开创（J.L.Austin）、塞尔（J.R.Searle）发展的语言行为分析。而哈度（Pierre Hadot）则将其扩展至古代哲学史的研究，他对哲学论说（philosophical discourse）的变化分析，在《什么是古代哲学？》（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 ?）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本文的研究借鉴论说的观察角度，但避免套用现成的结论。 [3] 《论语·阳货》载：“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 [4] 关于各类章目的数据个别可能有误差。同时，个别章目难以确切归类。如有些“子曰”型章，由于前面有条件描述，便没有统计入类。同样，有些问答，由于加上条件描述，不符“某某问某”句型，也没计入，但实质是一样的。然这些误差，不会妨碍我们对问题作整体评估。 [5] 《论语》中“君子”一词出现109次。 [6] 参见拙作《立言与行教：重读〈论语〉》，载《经典世界中的人、事、物》，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 [7] 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撰《诸子改制托古考》，列举从先秦至汉引《诗》《书》，述三代的大量资料。见《康有为全集》第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页58-119。 [8] [德]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第119页。 [9] 哈度说：“苏格拉底的使命是使人意识到他们知识的缺乏”，“他的哲学方法并非存在于传授知识（那意味着对学生提问的回应），而是在对学生的提问中，因为就相关知识的理论内容而言，他自己没有什么可说或可教的。苏格拉底的反讽存在于他向对话者学习的假装中，以便引导他们发现，在他们以为很聪明的领域中，他们一无所知。”（Pierre Hadot，What is Ancient Philosophy ? Translated by Michael Chase,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2,P.26.） [10] 《朱子语类》卷十九，朱杰人等编《朱子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14册，页650。以下引该书时略去出版机构与年代。 [11] 《朱子语类》卷十九，《朱子全书》，第14册，页645。 [12] 《朱子语类》卷十九，《朱子全书》，第14册，页650。 [13] 《朱子语类》卷十九，《朱子全书》，第14册，页654。 [14] 转引自朱熹《孟子序说》，《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版，页199。以下引该书时略去出版机构与年代。 [15]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60页。 [16] 顾炎武说：“《孟子》书引孔子之言凡二十有九，其载于《论语》者八。又多大同而小异，然则夫子之言其不传于后者多矣。故曰：‘仲尼没而微言绝’。”（《日知录》卷七，“孟子引《论语》”条）而陈大齐《孟子待解录》论及“孟子引前人语及古籍”(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1，页312-313)，其数据与笔者的统计同。 [17] 黄俊杰教授认为：“从孟子对历史事实的推论中，我们发现：人类的历史经验在孟子的处理中是被当作一种‘符号’（symbol），而不是当作‘剧场’(theater)。孟子不是将历史人物当作是历史舞台上的‘演出者’，而是把自己当作‘观赏者’；他是把历史经验当作一种可以被后人注入‘意义’（meaning）的‘符号’。换句话说，过去的历史经验不是与读史者疏离的‘客观的存在’，它与读史者构成‘互为主体性’的存在。因此，在孟子的论述里，阅读历史与思考历史是一种意义创造的活动，这就是孟子为什么要说：‘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孟学思想史论》第一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页15） [18] 《孟子》中，告子被设计为孟子在人性问题上的直接论敌，论辩涉及多层次的问题。刘伟在《论告孟之辩人性的现实基础》（未刊稿）中对此有详细的分析。 [19] 参见黄俊杰：《〈孟子〉知言养所气章集释新诠》，《孟学思想史论》第一卷，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1年，页363至367。 [20] 我们很难断定，《论语》中“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和“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这两则语录，究竟是对“道”体形上性质的深刻隐喻，还是只是对大自然力量的一般慨叹。 [21] 注意，王弼在《老子指略》中，是采取分析的方法讲“道”“以无为本”的形上学意义的。 [22] 转引自朱熹《孟子序说》，《四书章句集注》，页199。 [23]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版，2001年，409页。 [24] 《二程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375页。 [25] 在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两卷本）中，《大学》与《中庸》是放在“秦汉之际之儒家”中加以讨论的。参见该书中华书局，1984年版，页437-455。关于《大学》是荀学观点的进一步论述，可参刘又铭《〈大学〉思想的历史变迁》（黄俊杰编《东亚儒者的四书诠释》）。关于郭店文献对确定《大学》《中庸》年代问题影响的讨论，参见梁涛《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26] 杜维明先生曾评论说：“《中庸》的表达方式与我们通常视为修辞技巧的东西大相径庭。在这里找不到任何说服对方的技巧，所有陈述者不是作为精心制作的论证结构的各种成分而提出来的。相反，它们之间的逻辑联系并不是明晰的，从一个概念到另一个概念的语义运动也不构成一种线式的进展。然而，如果《中庸》第一章从论辩修辞学的角度讲显然失败了的话，则它的表达方法，由于以高度简洁的语言表述了具有多层面的意义，倒容易使人联想到诗学的精神。实际上，作为一种思想导向看待，我们至少可以说，这种诗一般的表达方式，由于强调人内在共鸣，要比企图通过游说技巧影响读者的论辩术，对《中庸》来说更为适宜。”（杜维明著，段德智译：《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5。） [27] 一个文本经典化的程度，首先得以它在其它重要文献中被引述的普遍化情形来确定。参见拙作《〈论语〉“外传”――对孔门师弟传说的思想史考察》，载陈少明编：《思史之间：〈论语〉的观念史考察》，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 [28] 由于今本《中庸》存在两个主题及两种体例的痕迹，有人参考其它记载的线索，怀疑并推测它可能是子思所作的《中庸》《诚明》两篇著作混编的产物（参见梁涛《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页261-291的分析）。这个问题值得探讨，但就“四书”系统而言，则可以存而不论。 [29] 杜先生说：“按照《中庸》的思维方式，君子的自我修养（‘修身’）决不是一件私人的事情，因为对人性中原本的宁静状态的体验，不仅只是一种对于这些基本感情出现之前的平静状态所进行的心理学意义上的体验，而且还是一种对终极实在所作的本体论意义上的体验，或者用《中庸》中的话来说，是一种对世界‘大本’的体验。同样，一个人的种种基本感情能按照人类社群准则而取得和谐也不仅在心理学意义上而且在伦理宗教意义上都是为人之道的一种体现。其实天人合一乃《中庸》的基本主题；它构成《中庸》所有哲学论述的基础。”（《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页4。） [30] 此前佛教人物对《中庸》的注意，意味着它与佛教论域有交叠之处。李翱这种夺回《中庸》解释权的行为，不仅是抢救一个被污染的文本，而是意识到新儒学需要借助它在那个论域找立脚之处。杨儒宾教授对《中庸》解释史上存在气化论与心性论两个系统的现象，有比较清楚的揭示，后者的发展才映射出佛教影响的思想背景。见《〈中庸〉怎样变成了圣经？》，吴震主编《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31] 《朱子语类》卷十四，《朱子全书》第14册，页426-427。 [32] 杨儒宾的概括是：“比起程、朱特重《大学》，陆王特重《孟子》，周敦颐、张载思想的特色在于两人特重《易经》与《中庸》。程、朱注重《大学》因为他们将存有论的问题，亦即‘理’的问题，提升到理论核心的地位；陆、王重《孟子》，因为他们侧重道德的主体主义，道德意识即活动即存有，于流行中自我立法；周、张注重《中庸》、《易经》，乃因两人思想侧重本体宇宙论的议题，道德主体的问题被视为和宇宙本体的问题同根而发。”（《〈中庸〉怎样变成了圣经？》，《宋代新儒学的精神世界――以朱子学为中心》，页498-499。） [33] 《朱子语类》卷十九，《朱子全书》第14册，页649。 [34] 《朱子语类》卷十四，《朱子全书》第14册，页426。 [35] 《朱子语类》卷十四，《朱子全书》第14册，页419。 [36] 研究朱熹经典诠释中的思想创造问题，可以有多种角度。作者新近读到的有关论文有，杨儒宾的《水月与记籍：理学家如何诠释经典？》（李明辉编《中国经典诠释传统》儒学编，喜玛拉雅研究发展基金会，2002年），刘述先的《“朱熹对四书与易经的诠释”重探》，蒙培元的《朱熹是怎样注释四书的？――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刘笑敢的《挣扎游走于两种定向之间――以朱熹〈论语集注〉为例》（以上均见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三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黄俊杰的《论经典诠释与哲学建构的关系――以朱子对〈四书〉的解释为中心》（刘笑敢主编《中国哲学与文化》第四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等等。 [3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278。 [3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282。 [3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175-176。 [40]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79。 [41]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94。 [42]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72。 [43] 《朱子语类》卷一，《朱子全书》第十四册，页113。 [44] 《朱子语类》卷四，《朱子全书》第十四册，页194。 [45] 《朱子语类》卷四，《朱子全书》第十四册，页196。 [46] 《朱子语类》卷五，《朱子全书》第十四册，页224。 [47]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131-132。 [48]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349。 [49]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页6-7。 [50] 朱熹理学内部的批评者，如王阳明，理学外的敌对者，如戴震，他们反朱熹或反理学的策略，同样是在四书文本中寻找表达各自思想的经典依据。 [51] 《朱子语类》卷19，《朱子全书》第十四册，页658。 2010年9月于广州中山大学南校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