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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齐王正始二年二月，帝讲《论语》通，五年五月，讲《尚书》通，七年十二月，讲《礼记》通，并使太常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于辟雍，以颜回配。武帝泰始七年，皇太子讲《孝经》通。咸宁三年，讲《诗》通，太康三年，讲《礼记》通。惠帝元康三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元帝太兴二年，皇太子讲《论语》通。太子并亲释奠，以太牢祠孔子，以颜回配。成帝咸康元年，帝讲《诗》通。穆帝升平元年三月，帝讲《孝经》通。孝武宁康三年七月，帝讲《孝经》通。并释奠如故事。穆帝、孝武并权以中堂为太学。 不过，有唐以前，释奠礼多是在辟雍或太学举行，地方鲜有行此礼的。其形式有天子视学释奠、太子通经释奠、立学释奠、春秋二仲释奠、学宫月朔释奠等。至唐代，释奠礼进一步充实、完善与普及。高祖武德二年，“令国子学立周公、孔子庙，四时致祭，仍博求其后”。（《旧唐书·高祖本纪》）又，《令诸州举送明经诏》云：“六经茂典，百王仰则。四学崇教，千载垂范。……又释奠之礼，致敬先师。……仲春释奠，朕将亲览。”玄宗朝，孔子被嘉封为文宣王，各地亦开始兴建孔庙，逐渐形成了“庙学合一”的教育体制，释奠礼由此进一步完善与普及，在《大唐开元礼》中规定，中央政府举行的释奠礼为中祀，地方政府举行的释奠礼为小祀，释奠礼之环节在《大唐开元礼》卷五十四《国子释奠于孔宣父》中亦有严格的规定：前三日是预备，参入人员需要斋戒、扫除释奠场所、陈设各种礼器及先圣、先师与诸弟子神位。享祭之日，享官服祭服，陪祭官服公服，学生服青衿服于天明前三刻入场。在各参入人员位次坐定以后，由相关人员实行祭奠礼仪。礼毕，祝版燔于斋所。 文庙的释奠礼与西方宗教仪式不同。在西方，上帝是唯一的信奉对象与供奉神位。但在文庙中，孔子并不是唯一的供奉对象，尚有配享与从祀。如颜渊等孔子之贤弟子都作为配享而进入文庙之神位，但又不是孔子所有的弟子都有资格作为配享。贞观二十一年（647年），诏令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谷梁赤、伏胜、高堂生、戴圣、毛苌、孔安国、刘向、郑众、杜子春、马融、卢植、郑玄、服虔、何休、王肃、王弼、杜预、范宁、贾逵等二十二人从祀于文庙，明清以后，又逐渐加入了周濂溪、二程、朱子与象山等人。从配享与从祀来看，文庙不是一个纯粹的宗教场所，因为其一，它不是唯一的神位，其二它的神位可以添加。故其文教的意味重于宗教膜拜、祈福求佑的意味。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在弘扬儒家道统方面有杰出的贡献，就有资格从祀于文庙。与西方宗教相比，可谓为人间宗教。基于此种认知，闵明我、徐日升等特上书康熙皇帝加以辩明：窃远臣看得西洋学者，闻中国有拜孔子及祭天地祖先之礼，必有其故，愿闻其详等语。臣等管见，以为拜孔子，敬其为人师范，并非祈福佑聪明爵禄而拜也。祭祀祖先，出于爱亲之义，依儒礼亦无求佑之说，惟尽孝思之念而已。 若不能传承道统，只求神祈福，则非释奠礼之所用。故礼毕以后，吾人当有“道问学”之为学工夫，亦当有“尊德性”之践行工夫。于此，方不枉为释奠。 至宋代，因书院的繁兴，文庙与书院结合，进一步加强了庙学一体的教育体制，使得释奠礼愈加普及，从而成为民间之常祭，为书院生员的必修课与例行礼仪。如《嵩阳书院志·祀典》云：每春秋祭丁之次日，以少牢一祀先贤祠或县令亲祭，或委学博代祭。每春秋二仲朔日做古释菜之礼，用诸果品菜蔬十二器祀先圣。书院山长率肄业诸生行礼。 释奠礼之目的，乃“举天下皆设学而教以先圣先贤之道者，盖欲天下之人，皆学为圣贤也”。（《伊洛书院记》）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