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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与鲁迅不同的是，段正元对传统的道德思想源流有更客观全面的认识，在对道德思想进行正本清源的前提下有更积极的评价。在区分真假道德的基础上，他认为中华传统文化的正统就是道德思想。为了更好地阐释中华文化，了解传统道德的真义，段正元认为应对中华传统道德作一番“弃假归真、去腐生新”的工作，以使真道德放大光辉。因此，他总结出了中华传统道德的十大优点：中华旧有道德是积极而非削极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文明而非腐败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权宜而非迂阔的；中华旧有道德是平等而非阶级的；中华旧有道德是自由而非束缚的；中华旧有道德是健全而非贫弱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极乐而非苦恼的；中华旧有道德是普遍而非偏枯的；中华旧有道德是圆满而非缺陷的；中华旧有道德是真实而非虚文的。这是站在中西文明比较的高度，结合世界历史发展来推陈出新的总结，其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华旧有道德乃世界最高无上之文化”。[⑥] 他肯定中华传统道德是实现世界大同的必由之路。实现世界大同，天下太平，是段正元一生宣讲儒家真义不倦的最终目的。面对当时国家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段正元将解决中国政治危机作为他讲学传道的最终目的。他以真贞良心审察当时社会，认为中国当时是“破坏有余，建设不足，人民痛苦已极”，不是兵甲不坚，治制不完，科学不备所致，而是中国人遗弃中国的正统道德思想，而“为他方贩来之凶恶思潮所迷惑所欺夺”，弄得“不可收拾”，并以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的种种努力收效甚微，甚至适得其反来证明，认为“法律严密，兵力强盛，经济充裕，皆非治乱之具。”[⑦]他在民国六年立下的传道办道志愿十八则，就是儒家修、齐、治、平思想的具体体现。其中第十四条、十五条、十八条，充分表现出段正元试图以儒学治平天下的愿望。其十四条:爱身、爱家、爱国、爱天下、爱人、爱物、爱众、亲仁。其十五条:实行人道本元，相亲、相爱、相扶持，以天下为家乐。其十八条:人能弘道，使天下太平，世界大同，个个安居乐业，人人享真贞道德自由平等幸福。他坚信：“大同世界必以中国固有道德文化善推行之方能达到”“试看将来大道一开，平天下不以武力，不以强权，不以经济压制，专在实行道德。”只有“中外皆实行道德，无种族，无国界，无教派，无竞争，相亲相爱，以道德为主，国家有真主，天下太平矣。”[⑧]这便是实现人类大同的必由之路。 如何以中华传统道德推行世界，实现人类大同? 段正元认为应从以下三事实施，方能奏效。其一，综核名实。即“发一令，必谋一令之效。没一官，必举一官之实。用一人，必尽一人之才。作一事，必如一事之分。全国士农工商，各安其业。文武上下，各尽其职。自然无事不办，无政不行，无国不治。”[⑨] 其二，表彰先圣。他认为，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乃上古圣人的创造，古之圣人，是中国文化之本根，民族之宗祖。“欲水木之绵长，必须培植本源，以畅其生发。欲民族之兴起，必须表彰先圣，此必然之理也。”[⑩]因此，他极力反对近代以来国人否定传统文化、打倒孔孟，数典忘祖的作法。 其三，尊重师道。他指出，国家道德风化之盛衰关键在于教育之兴替，而教育之兴替则关键在于是否尊重师道。段夫之对师的要求很高，要有真道德(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有真智能(格致、诚正、修齐、治平)，“师严而后道尊”，“师道立而善人多”，这样方能长治久安。[11]在《道德和平》一文中，还列了一节“教育根本首在尊师重道”，“欲世界大同，要先立师道”，把尊师重道提高到世界治乱的高度，“世界之治乱表面关于国家之政治法律，里面实关于师儒之学说。”[12]段正元对师道的议论是对儒家师儒之说的发挥，更具有社会意义。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