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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在某种必然性碰巧迫使当前被称为无用的那些极少数的未腐败的哲学家，出来主管城邦（无论他们出于自愿与否），并使得公民服从他们管理时，或者，只有在正当权的那些人的儿子，国王的儿子或当权者本人，国王本人，受到神的感化，真正爱上了真哲学时——只有这时，无论城市，国家还是个人才能达到完善。（《理想国》） 但现代社会认为，政教合一完全是一个不可接受的原则，因为它会导致思想专制。故美国当代实用主义哲学家理查德•罗蒂曾说：“我们自由主义者没有貌似合理的大规模方案”，没有那些类似于“我们的祖先们所拥有的……改变这个世界”的观念。我们必须把过去误导我们的宏大提案和观念当作垃圾抛弃掉。（Contingency, Irony, and Solidarity.）这代表了现代政治的一种精神祈向，而这种精神祈向正是导致社会混乱的根源。 但是，任何一个社会必须有基本的价值导向与精神契合力，而不能一任其自由下去。现代社会正是在这个地方出了问题，认为一有统一的价值导向与精神契合力就是专制与独裁，于是任凭各人的自由选择。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社会作为一个共有的有机群体，其统一的价值规范与观念认同是不可或缺的，不然，混乱无序可立而待。政治的教化无非是要达成社会统一的价值规范与观念认同，而不是去干涉学术自由。进一步说，统一的社会教化与学术自由是完全不同的，学术可完全凭个人的兴趣，故这里有自由，但社会运行不能凭个人的兴趣，此理甚明。汉武帝时期董生所倡导的以儒学为主的复古更化，其究在统一社会教化而不是去范围学术自由，自此以后，中国才真正成为一个有价值认同与伦理规范的儒教社会，一个有序而静态的文化群体。这样，上层社会可能不免时有混乱，但下层社会却因“教”而有序，但现代社会却恰恰相反，因政治只是事务性的而不是教化性的，故上有序而下混乱。 在中国，由政治的“天”的合法性而成就的教化原则具体落实下来，就是儒家的五伦之教及由此形成的一套礼仪规范与制度建构，即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为“地”的合法性。政治要负教化之责，具体到中国，就是要以政府的名义推行中国的儒教传统，以普及教化。那么，爲什麽一定是推行中国的儒教传统而不是一种别的文化与思想呢？这是因为儒教传统具有人伦的粘合性与历史的传承性。就前者而言，儒教具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足以开生活之轨道，成就社会之秩序与和谐；其二，足以提撕精神，涵养性德，呈露本心；其三，足以印证一个真善美合一的圣域。以上三点使得儒教既可以修身身心，又可以秩序社会。就后者而言，这种历史的传承性就形成了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中国性。所以，如果不推行儒教传统，而是因一时的利益或政治举措而选择一种思想系统或理论硬性地推向社会，则不但是走李斯当年的老路，以教化之名行专制之实，而且亦在文化上不合法，因为它使中国失去了中国性。质言之，一个失却儒教传统的中国社会，就是一个文化上不合法的社会。因此，在中国历史上，虽时有异族统治，但其文化依然固守儒道，不敢越雷池一步。然自满清退位以来，儒学即边缘化，而文化亦陷入无“统”之状态。这样的中国，只是一个地理概念，而不是一个文化概念。中国，已经成为了一种永远的文化乡愁。 五 以上所说三个方面，若真能落实下来，方是儒学的复兴时代的到来。如果只沉迷于个人学问的兴趣当中，尽管功夫笃实，成就斐然，亦是华而不实。就这三个方面的重任，再方之于当今之现实，可以说，儒学复兴之路尚未迈开第一步。岂弟君子，须倍加努力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