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正因为文庙与释奠礼直接关系到一个地方的文教与民风，所以，地方长官到任后的首要任务是兴办县学，修缮文庙以及恢复释奠礼。据柳宗元《道州文宣王庙碑》载，儒师薛伯高知道州，即以牲币祭于先圣文宣王之庙，但见“堂庭庳陋，椽栋毁坠”，于是“公蹙然不宁”。是碑其后云：既祭而出，登墉以望，爰得美地。丰衍端夷，水环以流，有类宫之制。……由是，邑里之秀民，感道懐和，更来门下，咸愿服儒衣冠，由公训程。公摄衣登席，亲释经旨，丕谕本统。父庆其子，长励其幼。化用兴行，人无争讼。 正因为薛伯高重修了文庙，恢复了礼仪教化，民风才由是而纯美。同样，大历九年，王纲知昆山县，见文庙堂宇大坏，未遑修缮，释奠以后，退而叹曰：“夫化民成俗，以学为本。是而不崇，何政之为？”由是决心修复。既成，“于是遐迩学徒，或童或冠，不召而至，如归市焉”。（梁肃：《昆山县学记》） 现代的教室虽设备齐全而先进，但只是一个便利于上课的场所，完全失却了庙学合一的功能。即便是儒学，在这种教育体制下，完全变成了一种知识学。宋儒吕与叔尝曰：古者宪老而不乞言，宪者，仪刑其徳而已，无所事于问也。其次，则有问有答，问答之间，然犹不愤，则不启；不悱，则不发。又其次，则有讲有听，讲者不待问也，听者不致问也。学至于有讲有听，则师益勤，而道益轻，学者之功益不进矣。又其次，则有讲而未必听，学至于有讲而未必听，则无听可矣。（《性理大全书》卷五十二） 我们现在的儒学教育，至多是在第三个层次，甚至是第四个层次。是此而云复兴，不亦谬乎？！ 现在，全国尚存的文庙为数不少，但或辟为商业旅游，或征用为办公场所，或废弃为仓库储物。这真是对圣人的不敬与道统的蔑视。国学的复兴，当先恢复文庙的些许功能。 四 第三个是政治的层面。儒学本身就是王者之学，其究竟目的是治国、平天下。因此，儒学一定要透至政治层面，这个层面落空，谈儒学复兴俱是笑话。 首先，政治必须得到儒学合法性的支持，不然政治即为非法。现代社会，民主政治深得人心，因为它反映了民意。实际上，民主政治卑之不甚高，不过是清点票箱的数量精神，至于投票后面的动机则不必问。这样，民主政治在实践过程中其实不过是个人追求幸福的物质主义原则。民主政治的合法性——说到底——就建基于此。但是，把政治建基在这种个人主义的利益原则之上是非常危险的。卡西尔说：在政治中，我们尚未发现牢固可靠的根据。这里似乎没有任何明白地建立起来的宇宙秩序；我们总是面临着突然再次回到旧的混乱状态的威胁。我们正在建造雄伟壮丽的大厦，但我们尚未能把它们的基础确定下来。（《国家的神话》） 这样，现代社会出现了一个非常奇异的吊诡，一方面，政府的更迭极端的有序，而另一方面，下层社会又极端的无序与混乱。这正如牟宗三所言：“一方外在地极端技巧与文明，一方内在地又极端虚无与野蛮。”现代社会物质丰裕、时间闲暇，但并未给人带来真正的人生享受，反倒是无处不在的杀人、自杀、酗酒、吸毒。现代文化与艺术，依然不能给人提供一条自我救赎之路。丹尼尔•贝尔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