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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儒家坚决反对掌握权力或财富者之纵欲。儒家此一态度还有一层非常现实的考虑：强者之纵欲一定意味弱者之性欲不能得到正常满足。汉代儒家士大夫多次上书要求减省后宫员额，比如贡禹于汉元帝初即位时奏言：今大夫诸侯，诸侯天子，天子过天道，其日久矣……武帝时又多取好女至数千人，以填后宫。及弃天下，昭帝幼弱，霍光专事，不知礼正，妄多臧金钱财物，鸟、兽、鱼、鳖、牛、马、虎、豹生禽，凡百九十物，尽瘗臧之，又皆以后宫女置于园陵，大失礼，逆天心，又未必称武帝意也。昭帝晏驾，光复行之。至孝宣皇帝时，陛下恶有所言，群臣亦随故事，甚可痛也！故使天下承化，取女皆大过度，诸侯妻妾或至数百人，豪富吏民畜歌者至数十人，是以内多怨女，外多旷夫。 皇帝、诸侯王、权臣广畜妻妾，必然导致两个后果：第一，有相当数量的贫困男子不能娶妻，其性欲无法得到正常满足，无法过上正常的社会生活。“光棍”成了“流氓”。第二，后宫所畜女子之性欲不能得到正常满足，其心理也异常而不幸福。 此即古人常说的“内多怨女，外多旷夫”。导致这种局面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徭役。《孟子·梁惠王下》称颂周之先王——太王——以己之好色推及民之好色，而做到了“内无怨女，外无旷夫”，在孟子看来，这是一大仁政。《诗经·小雅·采薇》之“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十分优美，今人常讽诵之。大多数人可能不知道，此诗实为怨刺之诗，如《盐铁论·繇役篇》说：“古者，无过年之繇，无逾时之役。今近者数千里，远者过万里，历二期。长子不还，父母愁忧，妻子咏叹，愤懑之恨发动于心，慕思之积痛于骨髓。此《杜》、《采薇》之所为作也。”《白虎通义·三军》也引用此章曰：“古者师出不逾时者，为怨思也。天道一时生，一时养。人者，天之贵物也，逾时则内有怨女，外有旷夫。” 在儒家看来，男女之性欲均应得到正常满足，如此，阴阳才得以和谐，而令万物通畅。政府在安排徭役时必须考虑这一点，不可令男子长期在外服役。如此，男女双方的性情就会畸变，社会秩序必陷入混乱。 历史上的儒者也不主张取缔娼妓。野史所记曾文正公之逸事，未必没有道理。太平天国严厉禁娼，曾颁布《国宗韦、石革除污俗诲谕》，将娼妓现象列为“蛊惑人心败坏风俗者”之一，宣布“娼妓最宜禁绝”。故太平军所到之处，厉行禁娼。1864年夏，曾文正率军攻占南京，一面派军队追剿太平军残部，一面着手恢复江苏、江西、安徽等地秩序，包括允许娼妓业复业。徐珂《清稗类钞·娼妓类四·江宁之妓》记载，曾文正任两江总督，“欲兴商业，效管仲之设女闾也，因令于青溪设妓院，限以六家，并为定制，许增妓，不许增院”。文正此举固然欲借娼妓业恢复本地经济，然未尝没有借此解决某些家庭不健全者之性欲满足问题。 性欲放纵必致社会失序 儒家也清醒地意识到，纵欲必将导致十分严重的社会后果。《礼记·乐记》对此有系统阐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惑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郑玄注：至，来也。知知，每物来，则又有知也，言见物多则欲益众。形，犹见也）。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郑玄注：节，法度也。知，犹欲也。诱，犹道也，引也。躬，犹己也。理，犹性也）。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郑玄注：穷人欲，言无所不为）。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恶，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 外物作用于感官而引发欲望，欲望如不加节制，会推动人主动搜寻更多满足欲望之外物。如此，欲望与外物相互刺激，则“天理”灭矣。这是传世文献中最早出现的天理、人欲之辨。天理就是《中庸》“天命之谓性”之性，人禀受之于天的性。人盲目追求欲望之满足，则可满足欲望之外物将反客为主，支配人本身，此即“人化物”，也即现代哲学所说的人之“物化”，人降格为一种物。如孔颖达所说：“人既化物，逐而迁之，恣其情欲，故灭其天生清静之性，而穷极人所贪嗜欲也。”如此，人就变成感官欲望之集合，人的理智和力量被全部用于实现感官欲望。如此，在共同体中，人们将以欲望相对，相互算计，为实现自己的感官享受之最大化而毫无顾忌地相互伤害。这就是霍布斯意义上的“丛林状态”。 历史为这段触目惊心之论提供了诸多具体例证。比如《史纪·殷本纪》记载：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好酒淫乐，嬖於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於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乐戏於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