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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研究传统儒学典籍的基础上，徐复观指出，儒学视政治制度为上天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设。“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7][6](P51)统治者需要赢得民众的自愿支持，政治统治应该建立在道德模范行为和美德、而不是暴力的基础上。统治者应该励行仁政、德治和礼治。统治者尤其应该根据人民的利益和意愿进行治理，不应该将自己的政治蓝图强加于人民身上。这是徐复观对“无为” 这种传统政治美德的概念的解释。徐复观解释儒家箴言中的重义轻利，就是要求统治者去实现人民的利益（义）而非追求自身的利益（利）。 徐复观对儒学最为重要和原创性的解释之一，就是他对儒家观念中修己和治人之间的区分。他强调这两个领域内所择取的标准是不同的，不能相互混淆。在修己的实践中，儒学的践行者应该加诸自身最高的道德标准，并践行最大限度的自律。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统治者、政治领袖或者政府官员应该将这些标准强加于人民，否则会形成一种暴虐，就像“以礼杀人”这个词语所概括的意思那样。根据徐复观的观点，儒学在政治统治领域使用不同的标准。在政治统治中，“养民”要优先于“教民”；人民的“自然生命”是最重要的考虑。进一步来说，即使在“教民”时，所教的内容只是那些儒家伦理中基本性的原则，诸如忠孝、仁义和在人伦关系中履行自己对他人的义务。因此在徐复观的观点中，儒学绝不是为现代极权主义国家向人民灌输其意识形态而辩护的理由。 徐复观关于儒学和民主的主要命题之一，就是儒家学说中的性善论为民主提供了道德基础[5]。在他看来，这种积极和乐观的人性观点肯定人性的尊严，并导致对“民”的尊重、关怀和信赖。他认为，民主就是建立在这种对人民的尊重、关怀和信赖的基础之上的政体。徐复观论证到，人性论的另外一个观点——性恶论——将会导致民主的对立面：如果人民是恶的而并不被信任，那么便应支持威权主义统治，以保证人民免于这种恶。在这方面，徐复观的观点和张灏的观点截然相反，后者认为西方的自由主义和源自基督教原罪观念的对人（尤其是统治者）的不信任紧密相联。[13] 徐复观完全接受西方的自由民主，并且相信它放之四海皆准，他明确指出特殊的中国式民主并不存在。他提出，“假使孔孟复生于今日，亦必奔走呼号”，为人民争取民主与人权。[12](P191)徐复观的著作也肯定了上述1958年《宣言》中的一个基本命题：中国的民主化不仅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相契合，而且将是儒学传统的必然发展，并能够使儒家理想较之以前获得更好地实现，尤其是能够克服上述“双重主体性”矛盾的历史性悲剧。 尽管徐复观是一个儒学的坚定信仰者，并且完全忠于儒学，他也承认儒学传统存在着不足和缺陷。例如，他指出儒家中的“五伦”理念（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并不能充分地处理政府和民众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传统儒学主要从统治者的角度，而不是从民众的角度看待政治。他也注意到儒学和传统中国文化过于强调义务和责任，不利于个人主体的自我意识的发展，和自身主体性以及合法权益的维护。因此，他主张现代化的儒家哲学应该不仅成就人的道德卓越，而且应该成就自由、平等和人权。同时，他确信儒家提倡的良知和尊重他人利益的道德自律思想，能够使得西方的自由民主——因为其来源为个人权利的追求——获得更为坚实的道德根基。因此，儒学不仅能令中国走向民主，而且能为民主思想在西方提供更为深厚的基础。 五、结论 徐复观的著作写于毛泽东主义在中国大陆达到顶峰、国民党在台湾实行威权统治的时代，他对这两种政治制度都持批判态度，并倡导中国未来应实行民主宪政。然而，与现代很多批判传统中国政治文化和儒学的中国自由主义者不同，徐复观相信儒学和中国文化传统与民主的融合和整合。徐复观和其它一起撰写1958年《宣言》的新儒家学者的观点是，中国的民主化并不意味着全盘西化和抛弃中国的文化传统。恰恰相反，正如徐复观指出，中国的民主化应该是所有那些理解和热爱中国文化传统与儒学的人、也是那些衷心维护和促进中国文化传统与儒学的人所追求的梦想。 蒋庆和康晓光的写作背景是，当作为世俗信仰的毛泽东主义的影响力在中国逐步减退、中国正在经历爱国主义高涨、传统中国文化和思想复兴的时期。他们都提议选择或者重新选择儒学作为中华民族的指导哲学。这和徐复观所支持的自由民主宪政体制相反，在这个体制中，没有任何意识形态或政治的、哲学的或者宗教的信仰拥有优先权，不同的政治团体和组织能够在选举制度中自由地争取人民的选票。 尽管蒋庆和康晓光都不支持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性原则，但是他们都不拒绝大量地借鉴西方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例如，蒋庆支持的议会制度，其中一院经由定期普选产生。康晓光主张媒体自由、结社自由和社会协作。他们都支持具有福利社会特征的市场经济和充满生机的公民社会，在后者中，不同的信仰和意见能自由地并存，尽管两人也希望儒学能被国家承认为国教，并被赋予一定的特殊地位。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