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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蒋庆一样，为了实现他所谓的中国政治和社会的“儒家化”（或者再儒家化），康晓光提出两项策略。第一个策略涉及到国家，第二个涉及到公民社会。对于国家方面，他主张中国共产党的“儒家化”和选择“孔孟之道”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并且将儒家经典（四书五经）纳入（或者重纳入）公务员考试，从而重建学统和政统之间的联系。从政治和统治领域转到社会本身，康晓光提议学校的课程应该包含儒学，而且儒教应该被承认为中国的官方宗教（国教）。他相信在容许宗教自由的同时，儒教应该被赋予一定的特权。在很多方面，这些建议和上述蒋庆的主张是一致的。 如上所述，蒋庆承认根据选举而实现政权的和平转移是西方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饶有兴趣的是，康晓光认为，通过竞争性选举以实现权力转移并不是他所倡导的中国未来的儒家政治秩序所必须的。相反，一种和中国古代政治实践中“禅让”类似的现代形式能够解决权力过渡的问题。康晓光认为，在最近十多年期间，中国共产党内部就在实行这种禅让制，诸如邓小平将权力移交给江泽民，江泽民将权力移交给胡锦涛。 像蒋庆和新儒家一样，康晓光承认，传统中国对滥用政治权力的预防是不足的。然而，他确信西方的自由民主制度并不是必须的，其它的预防制度能够为中国未来的政治秩序而设计出来。更准确来说，他主张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制度要具备如下的特质：市场经济、福利国家、行政汲纳政治（即社会精英被选进政府的顾问体制）、隐含着以结社自由作为先决条件的法团主义（主要的社会团体，诸如代表工人和企业家的利益的工会和商会，和国家之间相互协作）和媒体自由（使得新闻界和其它媒体能够自由地报道政府的失误，并且动员公众意见来去监督政府的表现和加以批评监督）。 我们可能会注意到，尽管康晓光反对将自由民主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模式，但是若他的某些建议得到贯彻执行——包括那些涉及到结社自由和媒体自由的建议——中国的政治秩序必要较现在的更自由。蒋庆提议中的某些建议也会有如此效果，例如通过全民选举产生国会中一个院。然而，和蒋庆一样，康晓光也授引儒学来反对人人平等这个自由民主政制的前提。康晓光指出，尽管在“人人皆可成圣”这个意义上，儒学肯定平等原则，但它也认为在现实中存在具有美德和没有美德的人，而只有具有美德的人才有资格去进行统治。统治国家是放在德才兼备的精英身上的重任，他们要肩负尤为艰巨的道德要求，而所以民众有义务去接受他们的教导。和蒋庆一样，康晓光相信上天的意志高于人民的意志，而且比起普通人来，儒士更能完全地理解天道。他还表明，在承认人的不平等方面，儒学要比自由民主理论更加诚实，后者只是在宣传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的假象。 四、徐复观 徐复观（1904-1982）生活的时代要比蒋庆和康晓光早半个多世纪，他经历了中华民国、国民党统治、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时期[3]。和蒋庆与康晓光不同，徐复观起初的职业并不是学者，而是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并升获高级军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他生活在香港和台湾，献身于学术，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历史和哲学、以及针对当代政治问题的文章。他和几个新儒家学者（唐君毅、牟宗三和张君劢）一起撰写了在1958年公布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下称《宣言》）[4]，作为二十世纪新儒家政治哲学的权威性表述。我们将首先介绍《宣言》中的相关思想，然后检视徐复观的政治思想。 就中国的政治发展而言，《宣言》的主题包含有，在中国传统中——尤其是儒家传统中——不仅含有民主的种子和胚芽（我将其称之为“命题1”），而且在中国建立民主宪政是中国传统文化本身的内在要求或者必然发展（我将其称之为“命题2”）。根据命题1，儒学是和民主相兼容的。根据命题2，比起以前，中国的民主发展将“使中国人之人格有更高的完成，中国民族之客观的精神生命有更高的发展”。[4](P158)因此，命题2比命题1是更加强势的主张。 对于命题1，《宣言》的作者们指出中国传统中有与民主精神相契合的思想和实践。相关的思想包括德治（为政以德），以及一些古老的思想，例如天意就是民意、统治者应该听从人民的意见、政治权力的行使应该以人民的利益为依归、天下为公，非属一人、以及隐含人类平等原则的人人皆可成圣的思想。非常古老的思想，诸如禅让制和汤武革命，在《宣言》里也有提及。《宣言》中提到的相关实践包括臣子对君主的进谏、宫廷史官的秉笔直书，也提及相关的制度诸如宰相和御史制度，以及官员录用的征辟制度、选举制度和科举制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