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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现代中国思想史在总体上充斥着对许多中国传统文化和思想——尤其是儒学——的拒绝和批判。在五四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接受了西方的科学和民主，并将儒家传统视为对中国现代化以及与世界各国竞争、追求富强的障碍，“打倒孔家店”因而成为五四运动的口号之一。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五四运动中激进的反传统思想之一，并随后成功地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的自由主义也是五四思潮的产物之一，然而并未能对中国大陆的政治和社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国民党一党专政时期的台湾亦是如此。 二十一世纪初，儒学和自由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和前途似乎开始改变。在中国大陆，人们重新对国学——尤其是儒学——产生兴趣。自1980年代后期，在中国国民党的推动下，台湾的政制成功由威权主义过渡到自由民主政制，而伴随着2008年5月马英九就任“中华民国总统”，党派之间第二次权力的民主转移也对此加以证明。如同香港的民主发展（尽管比台湾更加有限）和民主在南韩的成功实践一样，台湾这个例子带出了“儒家民主”的问题: 具有儒家传统的中国社会能够成为一个尊重公民自由和人权、而政府领导人是经由普选而产生的民主社会吗？如果这是可能的，那它是可欲的社会吗？这些问题都是、而且应该成为当代中国政治与法律哲学的中心议题之一。 当今中国一位著名的儒家学者蒋庆反对将西方式的民主引入中国。[1][2]另外一位在当代中国富有影响力的学者康晓光也如此认为，他倡议用儒家的“仁政”来代替民主。[3]另一方面，二十世纪著名的新儒家学者们却完全接受在西方演化而来的民主宪政。在1958年发表的《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2]中，他们指出儒家传统中不仅具有民主的种子和胚芽，而且“民主宪政 … 为中国文化中之道德精神自身发展之所要求”。[4](P166)作为撰写人之一的徐复观写到：“我常说凡是真正了解中国文化，尊重中国文化的人，必可相信今日为民主政治所努力，… 这是中国文化自身所必需的发展。”[6](P126) 本文首先介绍蒋庆政治思想中的核心内容（第二部分）。接着在第三部分比较蒋庆和康晓光的政治思想，后者的思想表明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思想中,蒋庆的观点绝不是一个孤立的声音。本文在第四部分介绍徐复观的政治思想，就其所处时代的新儒家学者而言，他是对政治哲学最富有洞见的学者。本文将在第五部分作结，指出尽管徐复观的儒家政治哲学已时隔半个世纪之久，他的论述依然具有解释力，并可适用于未来的中国。 二、蒋庆 蒋庆所著《政治儒学》[1]一书的主旨之一就是强调二十世纪的新儒学并未能为现代中国提供一种真正的儒家政治哲学。蒋庆认为，这种新儒学坚持宋明理学的心性之学，可以将其称之为“生命儒学”或者“心性儒学”。他认为在中国传统中至少还存在其它两种儒学流派，可分别称之为“政治儒学”和“政治化的儒学”。政治儒学的典型可见于诸如《春秋》的公羊学和大部分的汉代儒学；它遵循荀子人性本恶的观点，强调礼更甚于仁，以重建和维持政治和社会制度。它也可以被称之为“制度儒学”。[1](P32)蒋庆的观点是，政治儒学作为一种官方意识形态既可以为帝国的正当性作出支持，它也提供了对统治者使用政治权力的评价标准。另一个方面，“政治化儒学”可见于汉朝的古文经学，它强调帝王的神圣地位和绝对权威，是一种仅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意识形态。蒋庆也指出，在汉朝之后的大部分时间内,“政治化儒学”在儒学中占有主导地位。 生命儒学的优势在于其关于心性和良知的理论，有助于个人的成长和道德修养。但蒋庆指出，生命儒学大体上未能为现代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秩序的建构提供一个具体的制度性建议。他批判新儒家学者对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宪政不加批判便全部接受。新儒家学者认为儒家思想会在现代社会演变必然产生民主思想，但蒋庆认为，从儒家思想演变出西方式的民主是不可能的，也是不适合的。他尤其批批牟宗三的一个著名学说，即民主可以通过“良知的自我坎陷”达成。[1](P57-95)与牟宗三不同的是，蒋庆并不认为西方民主放之四海而皆准, 他认为如果中国也走和西方同样的民主化道路，她将会丧失其文化身份并脱离儒家传统。 尽管蒋庆对新儒学或者生命儒学提出了批评，但他的目的并不是去诋毁其重要性，而是指出生命儒学并不是儒学的全部，在当前的时代，政治儒学或者制度儒学是同等重要。蒋庆确信这两种儒学流派都有它们存在的适当领域,并且能相互补充。例如，当政治领袖实践生命儒学的时候，他们会成为具有美德、正直和道德素养的人，真正有资格治理社会。[2](P435)政治儒学构建制度、结构和规范，以实现儒家理想，而且确保证这种实现并不是单纯地依赖于个人的道德修养。在蒋庆最近的著作中[2](P407)，他还提出第三种儒学流派——社会儒学，这种儒学存在于国家和政府组织之外，是在民间倡导和实践的 (在现代称为公民社会)。蒋庆进而推论出，要这三种儒学得到同时发展，儒学在中国才会复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