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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领域，阶段性的“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上文提到现代化构成了我们思考问题的前提，同样当代中国的政治转型也决定我们无法逃逸民主的第三波浪潮。一段时间以来，中国学者对儒学与权力的关系，高度警惕，这既使得儒学得以在精英群体中间保存，也使得我们漠视了儒学回应政治现实的能力，以及中国传统的以学术指导政治的精神。蒋庆先生的最大功绩在于重新唤醒人们对儒家政治智慧的重视，重新思考传统儒家政治智慧与现代民主政治的关系。在笔者看来，蒋庆的失足之处在于把民主政治与政治儒学对立起来，进而把中西对立起来。大陆新儒家“儒化中国”[62]的主张，实际上延续了政治激进主义的传统，这一派究竟是儒门圣徒，还是社会愤青，颇令人怀疑。如果我们考虑到他们对中国政治未来十年的精英联盟走向的诠释，反观其“儒化中国”的主张，其中的意涵颇耐人寻味。笔者认为，当下中国必须继续民主政治的诉求，阶段性的保持儒家与现代民主政治之间的距离，具体表现为在民主政治逐步确立的阶段，弱化儒家的政治功能，“内圣归内圣，外王归外王”。至于民主政治实现之后，政治儒学究竟“提撕”抑或“贬抑”民主政治，留待以后的实践来解决。在当下中国，民主政治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如何实现民主政治的问题。蒋庆政治儒学的确有悖潮流，再次延误中国民主政治的嫌疑。作为安身立命的心性儒学，应该与政治儒学保持必要的分际。新儒家的“开出说”强加给心性儒学难以胜任的重担，而蒋庆政治儒学则取消了“新外王”。情与理的纠缠，恐怕将长期困扰着当代中国学人，特别是对传统儒家挚爱的中国学人。 在民间社会发掘作为“游魂”[63]的儒学性理。不可否认，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必须回应当下人类所面对的共同问题。例如，杜维明认为儒家要对生态意识、女权主义、宗教多元论和全球伦理做出积极的回应[64]。然而笔者认为回应人类面对的问题，对于儒家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固然重要，但有着过于浓厚的精英主义意涵，对儒家政治智慧过于漠视。如果我们认为儒学是中国特殊的人文环境的产物，如果我们承认“学在民间”的传统，那么我们必须认真思考儒学在当代中国民间社会的命运。余英时认为，儒学是一套全面安排人间秩序的思想体系，决不限于儒家经典中的教义，而必须包含“受儒家教义影响而形成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制度化的生活方式。”[65]伴随着近代以来中国传统社会的解体，作为制度化生活方式的儒学随之解体，在这个意义上，儒学成了“游魂”。但儒学长期对中国传统民间社会的塑造，已经内化为民族的心理结构和行为模式，譬如民间的婚丧嫁娶、衣食住行，无不深刻的烙上传统的印痕。笔者认为，当代复兴儒学，关键在这一层面着力。但无庸讳言，这一层面也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从民间基督教的兴起就可窥一斑。在民间社会开掘儒学性理，儒学的真正复兴，在于民间形成一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并以之作为秩序安排的基础。民主社会应该有足够的雅量，尊重、宽容这种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而且如果我们抛开中西、传统与现代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这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不见得会阻碍民主政治的开展。如果学者把眼光投射到过于学院化的问题，不体现在“人伦日用”间，那么儒学的复兴不论形式如何，终究如同水上浮萍，无有根基。 徐复观先生曾对康有为今文经学评论道：“以康有为为代表的今文学的兴起，尽管他们猖狂附会，但把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中思想性，经过他们这一转手而复活起来，重新对时代的问题负起了学术文化所应负的责任，依然是有某一限度的意义。”[66]窃以为，徐先生的这一评价亦适用于蒋庆政治儒学。 注释： [1] 对新儒家的界定，学术界存有争论。余英时认为，新儒家至少有三种不同的用法：“第一种主要在中国大陆流行，其涵义也最宽广，几乎任何二十世纪中国学人，凡是对儒学不存偏见，并认真加以研究者，都可以被看成‘新儒家’。……第二种比较具体，即以哲学为取舍标准，只有在哲学上对儒学有新的阐释和发展的人，才有资格取得‘新儒家’的称号。在这个标准之下，熊十力、张君劢、冯友兰、贺麟诸人大概都可以算是‘新儒家’。……第三种是海外流行的本义，即熊十力学派中的人才是真正的‘新儒家’。此外有私淑熊氏治学而为熊门所认可者…。”本文取第三种意义之新儒家。参见余英时：《钱穆与新儒家》，载《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55页。 [2]杜维明：《东亚价值与多元现代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209页；甘阳：《儒学与现代—兼论儒学与当代中国》，载复旦大学思想史研究中心主编：《经学、政治与现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5—23页。 [3] 杜维明：《儒学第三期发展的前景问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第306页。 [4]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从陆象山到刘蕺山·序》，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5页。 [5]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心体与性体（一）》，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21页。 [6] 牟宗三：《牟宗三先生全集·中国哲学的特质》，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3年，第4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