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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蒋庆发表《中国大陆复兴儒学的现实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一文以至于今，蒋先生一直致力于阐释、建构和发扬政治儒学。功之者有之，罪之者有之。我们可能不同意甚至非常反感蒋庆的某些观点，但是我们不能忽视蒋庆提出的一些问题。毋宁说，蒋庆的最大贡献在于使政治儒学成为一个问题，一个当代中国政治哲学视域中必需予以考虑的问题。本文就政治儒学的内在理路，及其当代困境，进行粗浅的论述，以期抛砖引玉，唤起学界同仁在学术层面进行理性的讨论、批判。 一、问题的缘起：新儒家[1]之“新” 自五四运动以来，伴随着政治激进化，对儒学的批判一直无有间断，且一浪高过一浪，儒学一直处于受批判遭抛弃的境地。虽然间有有识之士努力捍卫、阐释儒学的价值，但是与对儒学的批判力量相比，力量太单薄，声音太微弱了。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特别是伴随着对马克斯·韦伯关于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关联的认知和亚洲新兴工业国家兴起的现实，以及探讨儒家与其关系的问题意识，儒学再次走进人们的视野[2]。这一时期，基本上围绕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展开，即儒学究竟是促进还是妨碍现代化的进程。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港台第二代新儒家引起大陆学界的关注。 当代新儒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流放者。这种双重的身份特征使得新儒家对中国传统文化及其与当代世界的关联，进行了切肤深入的体认和思考。没有新儒家，中国传统文化的本真阐扬是令人难以想象的。新儒家之所以成其为新儒家，在于其新，新在哪里，如何新是我们理解新儒家的关键所在。 新儒家之新，首先表现在其对儒家的“新判教”。新儒家把中国儒学发展脉络贞定为儒学三期说[3]，即先秦儒学为第一期，宋明儒学即新儒学是“先秦儒学之嫡系，中国文化生命之纲脉。……自刘蕺山绝食而死后，此学随明亡而亦亡。”[4]第三期则为当代新儒家承续宋明新儒学而发扬光大。新儒家认为陆王心学较契合于先秦儒家之本质，是为儒家大宗；而伊川、朱子对先秦儒家之本质言则为歧出，是宋明儒之旁枝。自从朱熹权威树立之后，一般皆以为朱熹为儒学正宗，然而在新儒家看来，朱熹固然伟大，能开一新传统，但是其取得正宗之地位，实是“别子为宗”。[5]新儒家的任务之一就是要廓清宋明儒学两派与先秦儒学的关系，确定陆王心学为中国儒学的正宗，在这个基础上发扬光大之。换言之，新儒家乃是承续宋明儒学中之陆王心学一系，心性之学是中国哲学的特质[6]，是为新儒家对于中国儒学的“新判教”。 新儒家之新，其次表现在新外王——新儒家的当代使命。《庄子·天下篇》以内圣外王之道来概括先秦儒学，自是以后，论儒者莫不依此为一参照框架。内圣与外王之间的关系，下文详述，兹不多言。在牟宗三看来，传统儒学之外王是以夏商周三代为标准的王道政治。这种高远的政治设想，实能对君主专制有所制衡，以儒家德化的治道之极转化惨烈的政治现实，然终因其高远，则难免被讥笑为迂阔。中国政治中虽有治道之精致，终无政道之格局，故总是走不出“打天下，坐天下”——非此即彼的革命思维方式和政权更替方式。传统中国政治架构似乎成为一盘死棋。在现代社会，如何破解、走活这盘死棋，是新儒家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儒学第三期的当然使命。在新儒家看来，走活这盘棋，必须在政道上作文章，出路在于民主政治和科学——现时代所要求的新外王。只有实行民主政治，实现政权和治权的分离，将政权寓于国家、民族集体之手，而非寄于皇帝个人之手，成为人人皆可窥探的令牌，才能走出“打天下”的革命思维方式和政权更替方式。民主政治是新外王的形式条件，没有这一架构不仅个人的权利无有保障，政治制度化无从建立，而且科学研究也难有作为。科学是新外王的材质条件，没有科学，民主政治所赖以立基的事功精神，便难以维续。科学与民主政治，相得益彰，离则两害。现代化之所以为现代化的关键在于民主政治；民主政治所涵盖的自由、平等和人权运动，才是现代化的本质意义。儒家在现代社会要继续担当使命，重点即在于本其内在目的，要求科学与民主政治的现实化。[7] 新儒家之所以为新儒家，复次表现在内圣通外王的新方式。内圣与外王之间关系的经典表达在《大学》，中国传统士人的人生事业格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渐次展开，根子在修身：内圣直通外王，内圣是外王的基础，外王是内圣的直接延伸。在新儒家看来，传统儒家以内圣直通外王——圣君贤相的王道政治格局——这是没有问题的。但在现代社会，新外王本身则非内圣所能够直接开显出来的，由内圣达于新外王必须经过转折——由直通变为曲通。牟宗三立基于熊十力的“体用不二”之学[8]，从中西精神秉性的不同入手，[9]进而具体为理性之运用表现与理性之架构表现，[10]最后以良知自我坎陷转出知性主体，作为开显新外王的内在支撑。郑家栋认为，良知坎陷说是牟宗三先生处理内圣与新外王关系的特定方式。所谓良知坎陷，是指道德良知通过自我否定自觉地从“无执”转为“有执”。德性主体（良知）是“与物无对”的，是“无执”的，它追求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形而上境界，其表现和作用是个人的成圣成德。经良知自我坎陷，道德良知由“无执”转为“有执”，成就知性主体。知性主体乃是“与物有对”，是在主客对立的关系中发挥作用，以认识外在对象，其表现和作用是成就知识和科学。牟宗三又称良知自我坎陷为“精神表现之一曲折”，且认为“逻辑、数学、科学，以及近代化的国家、政治、法律，俱在此一曲折层上安立。”[11]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