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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针对林毓生的上述论点，蒋庆此后发表了一篇论文，题为〈政治儒家中的责任伦理资料〉。在这两项论点中，蒋庆完全不同意第二点，对第一点则是有保留地同意。关于第一点，蒋庆特别强调责任伦理学是人类政治之通义，而反对将它局限于现代西方。他说： 林先生之误解中国文化，不仅是因为林先生认为责任伦理是西方的，还因为林先生认为责任伦理是现代的，因为责任伦理是建成现代自由民主政治的先决条件，或者说基本标志。但依韦伯的演讲，韦伯并未从现代性上来解释责任伦理，而只是认为责任伦理是以政治为一种志业的政治家必备的条件。……在笔者看来，责任伦理并非是现代性的产物，任何时代的政治中均有之，只是显隐多寡不同而已，因为没有责任伦理，人类稳定良好的政治皆不可能(政治狂热时代在人类政治史上只是少数)。 蒋庆这段话有当有不当。细按韦伯那篇题为《政治作为志业》(Politik als Beruf)演讲词，我们并不难看出：韦伯主要是针对“已除魅的”——亦即，由于理性化而导致价值多元分化的——现代西方社会提出“责任伦理学”的原则。故就韦伯提出这个概念的脉络而言，林毓生的理解不无根据。但纵使这是韦伯的原意，我们仍可质疑“责任伦理学”的原则是否仅适用于现代西方的政治。就这点而言，笔者赞同蒋庆扩大“责任伦理学”的适应范围。 蒋庆扩大“责任伦理学”的适用范围之主要依据在于：他在传统儒家的政治哲学中也发现了“责任伦理学”的特征。因此，他认为：林毓生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的理解是片面的。为了证明他的论点，蒋庆将传统儒学区分为两支。他说： 就其大者而区分之，儒学可分为政治儒学与生命儒学：以汉今文经学为代表的儒学为政治儒学，以宋明心性之学为代表的儒学为生命儒学。政治儒学与生命儒学虽同源于孔子，均得圣人之一体，但因二学面临的问题不同，治世的方法各异，故二学的性质也有很大的差异，形成中国儒学史上两个独特的传统。 蒋庆也将“政治儒学”称为“批判儒学”或“外王儒学”，将“生命儒学”称为“心性儒学”或“内圣儒学”。根据他的解释，“政治儒学”始于孔子，后经孟子、荀子传至汉代公羊家司马迁、董仲舒、何林等人。但他特别强调：“政治儒学”不同于将君主制度绝对化、永恒化、神圣化的“政治化儒学”；在他看来，汉代以左氏学为代表的古文经学便代表这种“政治化儒学”，而这种儒学是异化的——或者说，意识形态化的——儒学。简言之，“政治儒学”与“政治化儒学”之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对现实政治有批判性，而后者属于韦伯所谓的“权力政治”(Machtpolitik)。因此，蒋庆说：“政治儒学既不是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也不是政治上的浪漫主义，而追求的是既怀抱崇高理想又尊重具体现实的中庸之道。” 根据以上的区分，蒋庆指出林毓生对儒家思想的误解在于以偏概全，即以“生命儒学”涵盖整个儒家传统。蒋庆说： 生命儒学是心性之学、内圣之学，责任伦理的资源确实不多，林先生以生命儒学为中国儒学之全体，以其涵盖整个儒家传统，自然会得出中国文化只高度发展心志伦理而缺乏责任伦理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了解了中国儒学传统除生命儒学外还有政治儒学，政治儒学是儒家专讲政治之学，具有深邃丰富的责任伦理资源，就不会以偏概全误解中国文化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