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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北宋孙奭（962—1033年）作疏曰：“……‘徒善不足以为政’，盖谓虽有先王之道而为之善，然而人不能用而行之，是徒善不足以为政也。‘徒法不能以自行’，盖谓虽有规矩六律之法，然而人不能因而用之，是徒法不能以自行也。以其规矩六律之法不能自行之，必待人而用之，然后能成其方员[圆]正其五音也。尧舜之道自不足以为之政，必待人而行之，然后能平治天下而为法于后世也。……”[1] （《孟子注疏•离娄章句上》） 从《十三经注疏•孟子注疏》中孙奭的疏来看，孟子并不是针对“善”与“法”不可分割的关系或同等重要的地位来讲“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的，而是针对“善”和“法”都必须“待人而行之”或“待人而用之”来言之的。在这里，孟子并不是阐述“善”和“法”的特定关系，而是阐述“善”、“法”和实际地推行或应用的关系，或者说是在阐述“善”、“法”和实践的关系。即孟子认为：“善”和“法”等先王之道就象离娄的“明”、鲁班的“巧”、师旷的“聪”、尧舜的“道”一样，如果它们没有各自的另一个要件——规矩、六律、仁政，它们都不能达到它们各自的效果或目的——成方圆、正五音、平治天下。 东汉赵岐（约108—201年）在《孟子题辞》里说：“孟子长于譬喻，辞不迫切而意以独至。”[1]（《孟子注疏•题辞解》）孟子在论述“行先王之道”也即“仁政”（动词）的重要性时以“规矩”、“六律”类比于“仁政”，以“成方圆”、“正五音”类比于“平治天下”，其似乎有不甚贴切或妥当之处，但是孟子的意图却是十分明显的：他论证的是“仁政”（动词）的重要性，是“行先王之道”的重要性。他讲“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无非是说光有“善”和光有“法”，它们都不会自己平治天下；它需要的，是当政者对“善”与“法”等先王之道予以实际地推行，如此方能平治天下，如此方能民被其泽而其法于后世。说穿了，孟子在这里无非是要论证和强调“行先王之道”的“行”的重要性。 孙奭在疏中又说：“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者，孟子言今之人君虽有仁人不忍之心又有仁声而远闻四方，然而民皆不得霑被其恩泽不可为后世之所法者，以其不行古先王之道而治之也。……苟不行先王之道，虽有仁心仁闻亦若离娄之明、师旷之聪；尧舜之道不得以规矩、六律、仁政为之，亦无如之何也已矣。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者，此孟子言至，于此所以复言之者也。”[1]（《孟子注疏•离娄章句上》）孙奭的意思是：孟子认为君王虽然有仁心仁声而民不被其泽亦不为后世所法，乃是因为他们不以先王之道而治；如果不推行先王之道，仁心仁声就象离娄、师旷光有其明、其聪而无规矩、六律一样（不能成方圆正五音）；如果尧舜之道不能以“仁政”来实际推行，那么有它又有什么用呢？孙奭认为，孟子说“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是十分得当的，孟子在这里做总结或强调，实际上是对前一句话以另一种语词进行了复述——复述“行先王之道”的重要性。 在《孟子•离娄上》第一章里，孟子的思路是首先用比兴、类比法来讲“行先王之道”的重要性，并说了两句以“故曰”开头的工整之话来作论证，此为前半部分——《孟子》一书经常出现以“故曰”开头的工整之语言形式来作总结性论述的行文（《荀子》亦类之）⑵。 后半部分呢，孟子是用举例法和反证法来论述“行先王之道”的重要性，并暗述了“先王之道”的内容以及应如何来行“先王之道”。整章的主题，是讲“行先王之道”的如何之重要。 “故曰”之“故”，明示后者乃承前者；孟子在文中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句非常有文采的话，实际上也是在接着前一句话来讲“行先王之道”的重要性，他是在强调（人）“行”——（人）实际推行“先王之道”的重要性。用现在的术语来说，孟子的这句话不是强调“善”的重要性，也不是强调“法”的重要性，而是在强调人的“推行”、“运用”的重要性⑶，或者说是在强调人的“实践”的重要性⑷。所以，赵岐对《孟子》作注时也说：“仁心，性仁也；仁闻，仁声远闻也。虽然，犹须行先王之道，使百姓被泽，乃可为后世之法也。”“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独自行也。”[1] （《孟子注疏•离娄章句上》）我认为，汉代赵岐的解释是最符合孟子的本意的，言简意赅，一针见血。清代焦徵在为其亡兄焦循（1597—1679年）的遗著《孟子正义》作序时说“生孟子后而能深知其学者莫如赵氏”[2]（p.7），对孟子“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这句话的理解，我以为后人的确大多莫如赵岐准确⑸，兹取数例。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