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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追求是一种特殊的公益事业，需要相当强烈的利他、奉献、牺牲精神，不能理解和证悟“天地万物一体之仁”、不能认识生命本质者，尽管也可以拥有这些精神，但在主观上、根本上终究有所不足。王阳明在《大学问》中写道：“大人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者也。其视天下犹一家，中国犹一人焉。若夫间形骸而分尔我者，小人矣。”(《大学问》，《全书》卷二十六)。 儒家亲亲仁民爱物的“根”、救世利他精神的“拫”扎在这里。“以天地万物为一体”，想不爱人爱物、利他利世，不可得也。以王阳明这一标准衡量（这也是儒家最高标准），世人大多属于“人之小者”，自由群体也不例外，自由主义不能识自本心，自然属于“小人之学”。注意，这里的小人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道德判断，而是站在儒家立场上对自由主义实事求是的论定。 这么说，并非否认自由主义，相反，我们认为相比其它各种“主义”如马列主义、韩非子主义、神本主义来，自由主义无疑具有颇高的文明性、先进性、真理度，特别值得儒者汲精取华，只是它相比内圣外王一体的儒家仁本主义而言有所不足罢了。 多位自由主义大腕表示特别厌恶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类狂言妄语中体现的道德傲慢。这种“表示”和“厌恶”，透露的恰是他们自身的文化肤浅和道德傲慢。良知仁性，即天地之心，生民之命，仁学（良知学）即往圣之绝学，仁学落实到政治上、开辟出王道，自足以为万世开太平矣。“四为”方针，充分体现了儒家崇高的道德境界和社会理想，也是儒学生命和社会双重功能的如实阐说。 其实，民主追求也不失为一种“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努力，只是民主所能达到的境界大有局限，最多只能算是王道政治的初级阶段。自由主义不识心、不知命、不解圣学，其努力的效果终究有限。儒家的道路和方向，才是人类社会发展、文明进步的最佳道路至正方向。 文化的高下优劣必然反映到政治和制度的文明程度上。西方制度建设和物质文明阶段性、暂时性的超前，与它们对中华文化学习汲取有关，更与中国在文化上的自我扭曲、摧残乃至毁灭有关，所谓此消彼长。随着中华文化的在本土的复兴升级，西方的优势便将逐步消失，如不进一步接受中华文化的引导，西方的没落是迟早的事。 四、中西合璧，以儒为体 综上所述，民主自由平等人权等“人本之西方文明价值”与儒家不仅兼容，而且它们本身就属于儒家义理的内在要求。儒家因种种社会政治历史原因未能开出现代民主制度，但本身具有非常强烈的民主自由平等精神。开发民主、追求自由、维护平等和人权，乃是儒家道德理想和儒家文化在政治层面自我完善的必然要求。 仁为人之本质和本性，仁本主义对人的现象（包括肉体现象和精神现象）与人的本质有着全面的认知和把握，必然以人为本和以民为本----历史上某些儒家“以君为本”的言行是不合经典要求的。所以，仁本主义可以涵盖人本和民本。 同时，民主自由平等人权固然具有普世性，仁义礼智信更具普世价值和普适价值，仁本主义完全可以涵盖而且超越自由主义。相比而言，自由主义就有所不足。那么，中西合璧，以儒为体就是顺理成章的事。 以仁本主义为本“推进人本之西方文明价值”，可不是简单的制度嫁接和移植，更不是所谓的全盘西化，而是在儒家文化的指导下进行的制度建设和优化。儒家向西方学习，是以我为本的融摄，象融资和摄影一样，融摄民主自由的精华，为我所用。未来中国的制度，必须充分体现仁义原则，充满儒家道德精神，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特色----不仅仅是具体的制度设置和架构与西方有所不同而已。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