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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政这一维是现代政治文明不可或缺的。康晓光先生曾经提出现代仁政说。康晓光现代仁政的理论内容是： 1）民本主义的价值取向；2）博施广济的行政原则。3）“禅让”的权力更替规则；4）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他认为这个仁政就是中国的“道统”，而“道统、学统、政统三位一体是中国古代政治的轴心”，所以，“仁政就是儒士共同体专政”，因为“只有儒士共同体才能体认天道”。” （《大陆新儒学略说》） 康晓光现代仁政的理论很不“现代”，戓者说缺乏必要的现代性。我以为儒家现代仁政至少应该包括如下内容：1）民本主义的价值取向；2）宪政法治的制度设置；3）公开公平公正的行政原则。4）定期公开选举的权力更替规则；5）对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原则性认同，6}天下大同的社会理想。 另外，康晓光说错了：仁政是政统而不是道统，仁本才是道统。仁政仅仅是道统在政治层面的体现（严格地说，民本才是儒家政统，为了体现民本，故需仁政保障，而仁政又需一定的制度作保障。兹不详论。） 三、自由主义的不足 儒学内圣外王，内学为道德学、心性学，外学为政治学、社会学。外王立足于内圣，内圣开发为外王，内外不二，圣王合一。孟子曰：“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东海加上二句：身之本在心，心之本在仁。仁，于天为本体，于人为本性，乃是人身乃至天下国家的根本。对此，自由主义缺乏必要的认知。 自由主义解决的是社会、政治层面的问题，范围上只相当于儒家外王学的一个分支。各种制度本质上都是一种利益机制，现代民主制度相对公平、公正、公开耳。说民主自由相当于儒家外王学的一个分支，也是方便说。盖外王必须接受内圣的指导，脱离内圣谈论和追求外王，就会偏离正道、沦为异端。严格地说，脱离内圣的外王，已非真正王道。 自由主义对人性、对生命本质的认识甚为肤浅，只知习性之恶，不识本性之善，只知人身之小，不识本心之大，其思想体系的偏浅和道德资源的不足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东海《荀子论蔽、荀子之蔽及其它》一文所指出： “自由主义比较先进文明，真理度颇高，却也有蔽，蔽于习而不知本：了解、重视人的习性，但为习性所蔽，不识本性；或叫蔽于人而不知天（人，人欲之习恶；天，天性之至善），蔽于欲而不知德：尊重人的欲望但不悟良知之奥。” 同时，自由主义者以民主为至上，为唯一选择和追求，甚至成了拜民主教的信徒，这就把民主这一手段目的化乃至神圣化宗教化了，就象当年将“革命人民”将“革命”神圣化宗教化一样。以中华文化的眼光看，自由主义缺乏心性基础，属于无“本”之学、无“体”之学。民主自由作为一种信念、一种政治追求和理想当然没有问题，但不足以成为生命信仰。 自由主义固然有助于社会道德的提升，但这种“助”是间接和消极的，是通过制度建设和底线设置去完成的。它不仅对于个体的道德建设和心性圆满缺乏主动、积极、全面、深刻的追求，并且很容易从个人主义滑向利益主义以及利己主义。 致力于思想启蒙和民主追求无疑是值得敬佩的，但是，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在开展思想启蒙和民主追求时，往往“启”之无道，求之乏力。 所谓求之乏力，指的是自由主义者对于思想启蒙民主追求缺乏功利之外的内在动力，容易形成不同的利益小圈子，患得患失，疑神疑鬼，相互攻击，内哄不断；由于对制度改良、社会进步缺乏发自内心的持久热情，在缺乏名利剌激的情况下，容易产生搭便车、看热闹心态，在遭遇挫折和危险时则容易产生“跑跑主义”。 所谓“启”之无道，指的是自由主义者启蒙民众的方式方法和思想深度都有问题。 例如，恶意贬斥、盲目反对中华文化，本身就是一种文化蒙昧，凿丧和断绝了民主的文化之根、传统之水。作为启蒙主体的中国自由群体本身仍有待于道德及文化方面进一步的启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