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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道即是修此“内时空”之道，而不是修“外时空”之道，西方哲学就是在“外时空”中求道，故只能发展器物世界，而无法解决人类的身心安顿问题，因身心性命乃为“内时空”之域。人类的身心安顿问题都是“内时空”问题，而不是“外时空”问题，因为人作为形而中的时空主在，不但把时空客在划定为有间时空，而且把自己也划定为有间时空，从而使自己离开了无间时空的生生自在，因此划界的“有为”而远离了自在的无为之道。但人作为“有间时空”的存在并不等同于“时空客在”意义上的“有间时空”，因为“时空客在”意义上的“有间时空”并没有离道而去，其作为“有间时空”的“外时空”虽然被人为划界，但其“内时空”却无法被人为划界，故仍然自在的随顺着“无间时空”的生生之道自然运行。而人作为“有间时空”的存在是“时空主在”，已经不会自在，而只能自为，自为即为“伪”，也就是老子所说的“智慧出，有大伪”，人在内外时空的双重境界中都已离开了自然之道，从而人不但在“外时空”与天地万物展开竞争，而且人的“内时空”也产生了分裂，已不是无间时空自在的生生流行状态，从而使人的“内时空”在事实上分裂为“有间时空”，由“形而上”落入“形而下”，即“人化物”。修道就是修炼此“内时空”，使分裂的“内时空”回归时空统一，回归“无间时空”，并进而将“内时空”逆回先天未生以前面目。 而人的“内时空”存在作为生生之道的自在流行如何会发生分裂呢？“内时空”的本质为“无间时空”，为无形存在，亦无从对之进行时空划界，又怎么会产生分裂呢？如此问题在西方哲学的理论视域中从来无解，或者说西方哲学的思维触角根本就没有触摸过这些问题，因为西方哲学是在“外时空”中思维，“内时空”根本就是西方哲学的视域之外。而“内时空”只能用生命去感受，而无法对象性描摹，故“内时空”无法以言说“有间时空”的方式进行科学论述，所以中国哲学没有形成西方哲学那种科学化的思维模式与话语方式。而各种修道之书只是论述“如何修道”，而不在意于阐释修道的具体原理，但修道原理当然自在于“如何修道”的阐释之中，故可以之进行当代解读。 人的“内时空”本为无间时空的生生自在，但人作为“时空主在”智识大开，对自我及“时空客在”进行时空划界，这种面向“外时空”的时空划界就使人的心神向外奔驰，从而使人的“内时空”自在发生分裂。人作为“形而中”的存在之所以能对时空进行划界依赖于主体性之“神”，故鞠曦认为“形而中主体之谓神”，此为“形而中论”的重要哲学命题。奔驰于“外时空”之中的“神”为“识神”，此“识神”根源于“内时空”之“元神”，也可以理解为“内时空”之“元神”奔逸于“外时空”之中而成“识神”，故“识神”用事而伤“元神”，“内时空”之时空统一已经撕裂。而神以气行，识神用事必耗“内时空”之“元气”，而“元气”又产自于“元精”，神气之耗必伤“元精”，故自人由先天无知无识入于后天有知有识，也就是“内时空”自在统一之精、气、神展开分裂的开始，神驰于外而耗精气，当精气耗尽，识神自亡，生命终结。故常人以识神用事无度，加速精气消耗，以至“不得终其天年而死”，故而多数人皆为“病死”，而非“老死”。故《黄帝内经》说：“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今时之人不然也，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以欲竭其精，以耗散其真，不知持满，不时御神，务快其心，逆于生乐，起居无节，故半百而衰也。”即是说上古之人顺行自然之道，保守“内时空”的统一，故能“度百岁而去”，而现代人无法保守“内时空”的统一，精、气、神分散消耗，故不得“度百岁而去”。而“修道”的追求不是止于“终其天年”而已，而是要通过“内时空”的自我操作，使精、气、神不但回归统一的无间时空状态，而且要逆修此无间时空的生生之流，由后天返回先天，“还我父母未生以前面目”，实现长生久视，得道成仙的终极目的。 以时空言之，既然道是无间时空，那么修道即是于“内时空”中修炼“精、气、神”融而为一，通过“内时空”的自在统一而达于此无间时空，实现时空主在由有间时空回归无间时空之存在。而问题的关键就在于这种“内时空”的修炼与操作如何可能，西方哲学是“外时空”思维，从来就没有思考过这些问题，当然更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了，而中国哲学虽以回归无间时空（时空本在）为终极价值追求，但只注重具体的修炼方法，却没有系统的哲学论证，故本文只是根据鞠曦的“时空统一论”与“形而中论”的哲学原理论证这种修炼与操作的可能性，而不是论述这种修炼与操作的具体方法。修道的具体方法可以各有不同，但其所根据的基本原理则应当为一。 道为无间时空，即形而上的时空本在；天地万物为有间时空，即形而下的时空客在；人为形而中的时空主在。人之所以为时空主在，就在于人可以对万物进行时空划界，但人却不可能对道进行时空划界，因为道为时空本在，为无间时空。而人作为时空主在也是有形的时空存在，但人的时空存在既不是形而上的时空本在，但也不是形而下的时空客在，而是形而中的时空主在，这就意味着人具有时空划界的主体性与主动性。人作为形而中的时空存在，也具有“形”或“时空”的界限，但此界限并不是由他者划定的，而是由人的主在地位自身划定的。那么在哲学反思的理论视域中，人作为时空主在既然可以为自己划定时空存在的界限，那么人也应当可以去除此自我划定的界限。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中，人类不断扩展着自己的生存空间，不断突破着自己的生存界限，通过各种工具延伸着人类生命存在本身的各种能力，扩大了主在的时空范围，这在哲学意义上就是人以时空主在的选择优势不断突破自我划定的时空界限，从而在一定范围内“去除”了主在过去的时空划界，将之向更大的范围延伸。但这种主在时空的扩张并没有真正“去除”自身存在时空界限，只是通过对时空客在的占有而将主在的时空界限不断扩大，使客在的时空界限不断缩小，甚至消失。从而使主在的时空存在似乎具有了更大的自由，但时空的无间性（即无限性）使主在的时空扩张没有终极，人类不知道作为目的的终点在何方，从而人生只能“沉沦”于这种扩张之中而不敢自拔，在“怎么都行”的选择中却不敢直面无穷未来的迷茫，使人类主在的历史走向了没有目的的慌张与无意义之中。要走出这种困境，时空主在就要停止在对象化的“外时空”中思维，将思维视域转向形而上的“内时空”存在，以自己的主体性彻底清除自我加于自身的时空界限，回归作为时空本在的无间时空之中，在中国哲学即为求道与修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