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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德治理想，主张通过教化的方式治理天下。教化的客观工具主要是礼，于是历代王朝无不把治礼作乐当作政治大事，由此形成了灿烂的以礼乐为主的典章制度文化，中国也因此成为礼义之邦，以最讲礼义的民族享誉于世界。 “礼”的起源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禁忌(taboo)就是原始形态的“习惯礼义”。从类猿生物进化到文明曙光肇启的最初人类，“礼”的制定及其规范应是划时代的明显标志，尤其在食物的分享与群体劳作的必要分工方面，“礼”防止了氏族内部争斗可能导致的自戕自残的混乱局面。由于特殊的血缘宗法制度，加上强烈的历史传承意识，尤其是“亲亲”伦理原则获得了广泛普遍的文化认同，中国于是便成为”最标准的祖先崇拜国家”(卡西尔《人论》109页)，祭祀祖先往往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活动，符合祭典仪式的种种行为依据及等级规范，就以“礼”的相应形式凝聚积淀下来，并逐步延伸为政治制度及社会生活的秩序化建构准则。周公“制礼作乐”乃是中国文化的大事，实际就是总结前代文明成就，把“礼”的应用范围从宗教祭祀扩大到社会生活及人伦关系等更广大的生活世界之中，并给予更加制度化、规范化、普遍化的合理安排，从而最终形成了颇有道德规范涵义的“礼治”文化传统，发挥了礼治“经国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后嗣”(《左传》隐公十一年)——使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都进入秩序化的运作轨道的重要作用。以后孔子兼论仁和礼，孟子极力发挥仁，荀子着意推阐礼，礼治思想经过他们的自觉反省后，更具有人道色彩，更合乎理性精神，更增加了世俗化的形式特征，更涵摄了与时损益的弹性内容，为后世的操作性运用及其发展走向奠定了基本的思想框架。《礼记·礼器篇》说：“经礼三百，曲礼三千。” “经礼”为原则性规范，“曲礼”则为具体细节的规定。可见先秦“礼”的累积已十分丰富，适应了复杂社会生活的各种层面或仪式场合的需要。唐代杜佑编撰二百卷的巨著《通典》，“礼”的部分竟占了一半之多，尽管其中不少是脱离生活实际的虚文，但仍反映了“礼义之邦”美誉的获得决非任何人所能虚构。至于历代正史中的书志及其他典章制度专史，“礼”的记载也无不具有突出的地位，说明在中国漫长的五千年文明史中，“礼坏乐崩”的时代虽然时有出现，然而他律性的礼治传统却始终没有中断。中国文明得以绵延不绝并具有巨大的凝聚力量，礼治的作用实在不能低估。只是近代西学东渐以后，随着传统文化构架的全面解体，礼治的影响才逐渐式微或消隐，同汉文化圈内的日本、韩国等将传统礼义生机勃勃地融入现代社会生活相较，正好形成了足以发人深省的强烈对照。 (责任编辑：admin) |